郭嵩焘是清廷派往西欧的首任公使，1876年踏上西行之旅，1879年卸任回国。其在出使期间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却被不明事理的士大夫视为“辱国”，颇受争议。当时，国内外媒体纷纷发表大量报道追踪郭的政治事务、中外交涉与日常活动的新闻，这些内容经由大众媒体进入公众视野之后，他不可避免地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闻人物。 随着晚清封建皇权制度式微，《申报》等新式报刊逐渐走到历史的前台，在形塑公共舆论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传播是社会得以形成的工具，传播行为的实现却要依赖于媒介的运作。”[1]1872年至1910年间，《申报》对郭嵩焘的报道共200余篇，采用消息、评论及转载外电等多种形式，显示其作为“先知先觉者”的艰难、力排众议的洒脱、不肯随波逐流的执念，为之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留下了别样的注脚。本文摘取《申报》中关于郭嵩焘的报道进行研究，提供了一个从大众传播的视角来观察晚清外交实践的契机，展现了大众媒体对晚清外交决策以及重要历史人物的舆论研判过程。同时，我们可从早期《申报》书写观念的生成中，窥知近代报刊与社会思潮变动之间的关联，以及其中所反映出的国家意识形态、媒介话语与各种力量的交织与博弈。   一、先声夺人：出使初期的舆论铺垫   《申报》首次言及郭嵩焘是1872年11月4日转载自《京报》，提到他曾与各个官员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