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学是19世纪西方医学最重要的贡献，“细菌理论的确立找到了外部原因对人体疾病的影响”[1]。Bacteria/microbe在晚清刚传入我国时被音译为巴克德利亚/埋克肉等，1908年《英华大辞典》中bacteria被翻译为“微生物、霉菌”[2]。当时对细菌的研究在西方尚属起步阶段，传入我国时结合传统医学理论，形成一种更为复杂、多元的疫病观，也经历了复杂的称谓演变。如今我们对细菌的概念早已了然于胸，但这个概念是如何被国人熟悉和接受的？近代报刊是如何传播细菌概念的？本文以《大公报》关于近代中国的三次重大疫情报道为例，通过大众报刊对细菌概念的使用，考察其中国化传播。 本文使用定量统计方法，梳理三次大规模疫情期间《大公报》对细菌概念的使用情况。首先，确定每次疫情前后共一年的时间作为考察时间段；其次，在对应时间段的《大公报》数据库中以“疫or瘟or传染or预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出的文章涵盖有关疫或瘟的报道、评论和科普文章，如时疫、瘟疫、防疫、春瘟等；最后将三个阶段检索出的文章进行爬取，统计其中对细菌概念的使用情况，见表1及图1. 从图表可见，1902—1903年间以“虫”和“微生物”为主，完全不涉及“菌”；1910—1911年间，“虫”与“菌”呈现一种杂糅状态，一半以上的情况使用“毒菌、霉菌、细菌”等；到1932年主要运用“细菌”，“虫”的提法完全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