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报》是中国近代第一份以评述国际问题为主要内容的报刊。[1]自1902年1月4日创刊，至1911年1月15日闭刊，《外交报》的办刊期恰恰就是清末立宪运动由萌芽、预备至高潮再至消亡的时期。《外交报》不仅是清末立宪运动的记录者和见证者，也是清末立宪运动的鼓动者、宣传者、监督者和反思者。 在1905年7月清政府遣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立宪之前，《外交报》就于第105期（1905年4月9日刊）刊发了《论俄宜立宪》一文，开始呼吁中国立宪，并于文末按语警示道：“按右言俄若改立宪政，则凡反对者，自不敢率与启衅，盖内政修明，谁敢蔑侮？外患之弥，可预知也。”[2]此后，《外交报》共于《论说》及《译报》等栏目刊发了约25篇围绕“立宪”为主题的译报论说，此25篇译报论说除译论来自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对于亚欧大陆诸国立宪风潮的观点外，还于每篇文末加著了《外交报》编译者的按语，以体现国人之于立宪运动的立场。   一、“立宪之举，其可缓乎？！”，《外交报》呼吁中国立宪刻不容缓   （一）宽松环境给以报刊论政空间 报刊媒介是传播舆论的有力武器，但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来自清政府官方的报禁一直是十分严苛的。1895年9月2日，光绪帝发布上谕：“鼓励报馆，至遍嘱劝喻绅民举行，凡臣有所陈，上谕必有增入之语，所以开民智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