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用之辨   在中华民族追求现代化的百余年道路上，怎样在传承上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解决好“如何融入现代”以及“如何走向世界”这两个关键性问题，一直是摆在一代代贤哲志士面前的难题。一个古老而持重的东方古国，在负载着数千年文脉的同时，如何能够合宜地面对并自洽于器物尖利、制度开化、思想新异的西方世界？换言之，当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现代建设之需，当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亦无法支撑起斗转星移的现代主体之用，我们该如何面对这一现状？如何应对这一挑战？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之间，又该何以自处？何以立足？ 事实上，为了解决这一系列复杂问题，中国人充分运用哲学思维，总结并提出过多套方案，涉及本末观、主辅观、道器观、体用观，具体表述有譬如“中本西末”“中主西辅”“中道西器”“中体西用”等。而在这些思考中，最广为流传且影响深远的便是体用观。自清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1]，并被普遍认为是“中体西用”思想的发端，至张之洞全面阐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2]，以至于“当时提倡西学者，几乎无不论‘中体西用’，道‘西学中源’，可见两说是有助于西学输入中国的”[3]。由此观之，“体用观”可谓充分参与了中国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