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生”一词在近代西方卫生知识传入前泛指“保卫生命，维护身体健康”，19世纪末，国内出现以“卫生”命名的译著，民众对卫生的认知和实践应早于近代“卫生”一词的使用。至少从同治末年起，人们已开始因租界卫生状况明显好于华界而对中国的防疫行为和观念进行反省和批评。[1]这一方面源于西方卫生学传入，另一方面则与信息传播近代化的进程相适应。基于传播学、医学史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学界对我国晚清卫生知识的传播及流变有不同的关注，但较少涉及晚清报刊等媒介如何通过话语对环境卫生知识进行建构的研究。从学术知识到大众知识，从卫生知识的学术生产到形成大众传播，需要由专业到大众的话语建构过程，以迎合民众的接受特点。知识生产的基础上，意识形态总是以话语形式出现，通过知识向话语的转换，以话语形式落实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之中。[2]经由话语的言说，知识以不同形态在不同媒介中出现，大众传媒进而通过自身话语影响社会舆论观念。在中西文明交汇的上海，《申报》在物质媒介、报纸内容、办报理念等方面更加大众化，进而促进了报业融入国人的日常生活。[3]本文根据《申报》自创办（1872年）至1890年的相关报道对此进行探讨。从湖南保卫局创办到政府设立卫生警察，环境卫生逐步被纳入国家行政司法体系中，本文进而以报刊话语构建环境卫生知识的方式探讨推动这一社会认知及制度变迁的话语基础。   一、《申报》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