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意识：将韧性理论植入乡土中国   “韧性”被用来描述系统、组织或物质机体遭遇各种危机和外力干扰作用之后，展示出来的柔韧性、坚实度与恢复力。20世纪以来，各个学科逐渐将“韧性”一词不断概念化和可操作化，加拿大生态学家克劳福德·霍林在1973年发表的《生态系统的韧性与稳定性》中强调，“韧性”体现为抵抗而不自灭，且保持某种持久性的特征。心理学家们通过对“韧性”概念的讨论，细致考察了个体作为一个复杂生命系统是怎样与周围系统发生交互作用的。[1]进入21世纪后，韧性理论逐渐由生态学、心理学延伸至其他学科，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 在传播学领域，国际传播学会前主席帕特里斯·布扎内尔首次提出了“韧性传播理论”，强调了韧性是通过五个阶段来抵御破坏性冲击和转变过程的。[2]尽管她对韧性的理解仅局限于人际传播、危机传播和健康传播，但给整个传播学界带来了新的理论对话可能。与此同时，国内外传播学界将“韧性”概念放置在一个更为广泛的社会语境下加以阐释，指涉因共同血缘、语言和历史文化团结聚集在一起的人们成功适应不断变化的生存环境，甚至在面临压力和危机之后转变为新常态的聚合或集体互动过程的实践策略。“韧性”一方面强调了人或组织在受到打击之后的恢复能力，另一方面突出了主体重新融入和促进生产性变革的过程，体现出持续不断的适应力和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