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媒介的“底座”从何而来？
北斗芯片的技术路线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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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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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迈向万物互联时代，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数字平台的扩张使得定位导航服务进入泛在的日常生活体验，位置媒介也随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位置媒介置于抽象概念层面，鲜有物质性视角下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的考古与追溯。作为位置媒介的北斗导航系统已经突破有机“无”芯的困境，实现芯片这一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梳理北斗芯片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一方面回到北斗芯片的“史前史”，在中国20世纪半导体产业史中探寻北斗芯片自主创新技术路线的前奏；另一方面剖析自主创新技术路线形成“过程”中各类行动主体的行动进路，从而理解举国体制与市场化浪潮相遇时，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如何共同推
2021年9月16日，习近平向首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致贺信指出，全球数字化发展日益加快，时空信息、定位导航服务成为重要的新型基础设施[1]。这类新型基础设施在一些政策文件中被定义为“时空基础设施”（spatiotemporal infrastructure）①，在传播学界被纳入“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的概念范畴。其中，最为典型的时空基础设施当属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它既为军工领域保驾护航，也逐步由地区向全球开放服务，为广阔的民用市场提供定位、导航和授时服务[2]。
除了政经活动，基础设施议题还进入了地理学、科学技术研究（STS）、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热榜”，从人类学领域的小众话题发展为一个活跃的交叉研究领域[3]。与之相应，传播学界也出现了“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被“云”隐喻遮蔽的器件与器件之间的物理“连接”形态及其依赖的能量消耗过程逐渐浮出水面[4]。在此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信息传播技术带来的“时间消灭空间”效果被置于高地，物理位置似乎逐渐隐身于技术史的论述，直到近年来随着时空基础设施的铺设和具有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s）功能的移动通信设备的普及才重现真身，也令“位置媒介”成为传播学界“基础设施转向”以来的关键词之一[5]。在揭开基础设施的面纱之后，我们需要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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