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新闻爱好者

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

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重要论述的核心内涵及其理论贡献之三

作者：靖鸣刘自艰

来源：　发布时间：2020-04-14　点击量：386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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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和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他关于新闻舆论重要论述和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舆论监督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与创新。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重要论述的理论贡献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时代性、实践性的新理念、新主张和新要求，系统回答了舆论监督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体系完整、内涵深刻的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理念和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舆论监督思想，解决了新的社会环境和媒介环境下舆论监督的时代发展需求，是对舆论监督工作经验归纳和思想积淀升华的智慧结晶。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舆论监督工作。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同年12月11日，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在其“发刊词”中明确表示要“引导工农群众对于自己的政权，尽了批评、监督、拥护的责任”[1]。这是把监督各级苏维埃政府的工作作为己任，运用报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始。延安时期，党的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开展了许多新闻批评活动，推动了党的事业顺利发展。1950年4月19日中共中央颁布《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利用报纸刊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推动实际工作的制度化起点。1987年党的十三大将“舆论监督”首次写进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指出“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自此在中国共产党的官方话语体系里，“舆论监督”作为更具有时代意义和科学内涵的概念替代了报纸刊物“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政治学表述，“舆论监督”也因此从新闻的业务名词、学术界的理论名词，正式进入党的官方话语体系。

30多年来，新闻舆论监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督体系中发挥着独特作用。历届党中央在舆论监督的顶层设计和保障机制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党的十八大之前的几十年里，我国舆论监督思想和理论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主要领导人继承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思想和理论，立足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根据我国长期的舆论监督实践情况，不断地完善和深化而形成的思想和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时代舆论监督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习近平继承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共历届主要领导人关于舆论监督的思想和理论，针对新时代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情况和舆论监督的实际和现实诉求，从根本上回答了舆论监督是什么、为什么要进行舆论监督、如何进行舆论监督等问题，具有理论建设意义和实践操作意义，充分展现了他对舆论监督规律的深刻认知。

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和理论体系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是他关于新闻舆论重要论述和理论体系的核心内容，是马克思舆论监督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的传承、发展与创新。所以，从理论研究和实践需要而言，习近平有关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和阐释具有深入研究的重要性、必要性和意义。

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重要论述和形成的理论体系遵循着从理论学习到实践探索再到理论深化的发展轨迹，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本原则。因为，习近平舆论监督论述的理论贡献在于他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历届主要领导人的舆论监督思想，在于他通过实践反复总结和求证并提出了具有系统性、符合新时代发展的新理论和新要求，解决了新时代和新的媒介环境下舆论监督的时代发展需求。

一、习近平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和理论体系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思想和中共历届主要领导人的舆论监督思想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把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理论体系看作是一潭池塘的水，那其源源不断活水的源头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等创设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思想；二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舆论监督思想。习近平对舆论监督的认知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是他对前人舆论监督理论的继承和创造性的发展。

（一）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舆论监督的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多年的新闻实践和斗争过程中对舆论监督做出了深刻的论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办《新莱茵报》和新闻活动中，认为党报党刊应该遵守和阐述党的纲领和策略原则，在党的指导下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去捍卫他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因而报刊的使命就如马克思所言“是公众的捍卫者，是针对当权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热情维护自己自由的人民精神的千呼万应的喉舌”[2]。他们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也应该受到党报党刊的批评和监督，党报党刊是“重要的党内生活杠杆”[3]，通过这个杠杆“提供进行批评和反批评的可能性”[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都表明他们把舆论监督看作是报刊特别是党报党刊的主要职能和应有的权利，舆论监督的形式是通过党报党刊进行批评，监督的对象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和当权者。他们认为工人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而舆论监督的目的就是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服务的。

列宁在报刊的实践和无产阶级革命工作中，丰富和完善了舆论监督的论述。他认为报刊的舆论监督是党内监督的一部分，并且这种监督应该广泛适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在给《经济生活报》编辑部的信中明确要求“把企业、机关或经济部门等单位中工作马虎、落后无能的工作人员揭露出来让大家批评”[5]。他还强调报刊的舆论监督必须服从党的领导，“报纸应当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6]，在鲜明的党性和阶级性的前提下揭露苏维埃政权组织的错误和政权组织者的罪行，指出党组织的缺点和错误。另外，列宁还提出了报刊的红榜和黑榜制度，要善于运用红榜进行表扬、黑榜进行批评两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教育。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讲到报刊的监督作用时，既强调公开报道，又要求讲真话，同时还要在党的领导下开展。

斯大林把党报的舆论监督和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看作是执政党重要的依靠。他认为“没有自我批评，就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而没有对党、对阶级、对群众的正确教育，也就没有布尔什维克主义”[7]。“要通过对我们缺点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来组织党内的广泛舆论，来组织工人阶级广泛的舆论，使之成为生动敏锐的精神上的监督力量。”[8]斯大林把舆论监督看作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能促使工作的迅速开展，而这种力量的主要来源是记者、通讯员和作家，因而斯大林强调“我们必须倾听这些同志的呼声，而不应该指责我们的报刊工作者。通过他们，通过这个直接反映我们建设工作中的缺点的晴雨表，我们就能揭露和纠正许多缺点”[9]。

马克思主义普遍认为舆论监督要服从党的领导这一前提，充分发挥舆论监督在党内的批评作用，强调党报作为舆论监督主体的重要角色。习近平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舆论监督实践，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舆论监督的思想，进一步阐释了舆论监督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的统一，对舆论监督的主体、对象、重点等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舆论监督思想的最新成果。

（二）创造性地发展了历届中共主要领导人舆论监督的思想

我党历届领导人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的同时，从中国的国情和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探索和完善关于舆论监督的观念和实践活动。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再到江泽民、胡锦涛，他们都高度重视舆论监督在党内外的重要作用。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他们既有许多共性的认识，也有随着时代和具体问题而发展的新论述。

毛泽东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早在1945年的“窑洞对”中就能窥见，他认为舆论监督是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新路子，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10]。舆论监督的目的就是巩固政权，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新路子。毛泽东对舆论监督的要求和指导主要体现在报刊批评上，他曾提出过报纸批评的重要方针：“报纸上的批评，要实行‘开、好、管的三字方针’。”[11]强调依靠群众进行报刊批评。毛泽东还指出报刊批评的党性原则，他要求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要“把报纸看作自己极重要的武器”[12]，要“利用报纸作为自己组织和领导工作的极为重要的工具”[13]。毛泽东关于报刊批评是我党我国的舆论监督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十分重视舆论监督的作用，他认为“共产党要接受监督”“党要受监督，党员要受监督”“如果我们不受监督，不注意扩大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就一定会脱离群众，犯大错误”[14]。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党要接受监督”的思想，并且认为“应该让群众有充分的权利和机会，表达他们对领导负责的批评和积极的建议”[15]。他还提出舆论监督的重点和对象是官僚主义和政权中的腐败现象，并从中观层面给予了舆论监督的指导，就是要抓典型。邓小平指出：“报纸搞批评，要抓住典型，有头有尾，向积极方面诱导，有时还要有意识地作好坏对比。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有力量，才说明是为了改进工作，而不是消极的。”[16]邓小平对于舆论监督的论述为新闻舆论监督工作的具体操作做了指导，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紧贴实践理念。

江泽民认为人民群众享有舆论监督的权利，他在《关于党的新闻工作的几个问题》中提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发表意见、表达自己意志的权利和自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权利和自由”[17]。同时，他提出了舆论监督的对象和加强监督机制的建设问题。他在视察人民日报社时强调对消极腐败现象也要进行批评和揭露，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18]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江泽民指出“重视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逐步完善监督机制，使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置于有效的监督之下”[19]。

信息时代传播技术和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舆论监督需要直面前所未有的问题。胡锦涛坚持科学发展观，用发展的眼光提出了有关舆论监督的论述。2008年6月20日，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指出：“新形势下，新闻宣传工作要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更好地发挥宣传党的主张、弘扬社会正气、通达社情民意、引导社会热点、疏导公众情绪、搞好舆论监督的重要作用。”[20]胡锦涛认为，舆论监督是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的重要方式，媒体要做好舆论监督，保障人民的监督权。[21]

习近平作为新时代党的领导人，他关于舆论监督的论述与历届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论述是一脉相承的。在顺应时代的发展，结合中国发展实际和面临的问题，习近平创新发展了舆论监督的思想，明确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的关系，完善了舆论监督的法律法规保障，表明了对待舆论监督的应有态度，从思想认识和制度建设层面上进一步阐释了舆论监督的内涵和外延。习近平有关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推动了我国舆论监督理论的发展。

二、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和理论体系具有创新性和时代性

在时代特色的基础上，才会有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才是具有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思想纲领。

（一）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是依托时代特色的创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政治民主建设已经步入正轨，人民群众的权利保障是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部分，也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题中之义。舆论监督权作为公民监督权的直接表现，是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客观要求，应该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是依宪治国、依法理政的重要部分，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重要任务。

（二）舆论环境和媒体的传播方式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媒体用户越来越多，复杂的网络舆论场正在挑战着党和国家的应对能力，网上新闻宣传工作日益严峻和重要

如何应对新媒体时代的发展潮流，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是新闻舆论工作应该关注的重点。习近平把握互联网时代特色，提出了网络强国的方针，面对网上的舆论舆情，习近平高度重视网络舆论监督，并对党和政府工作人员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中，习近平提出“健全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机制，运用和规范互联网监督”[22]，回应了互联网时代亟须解决的问题和挑战。

（三）面对新的执政危机和考验，中国共产党既需要打铁还需自身硬的本领，也需要外部舆论的监督

2017年，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构建党统一指挥、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把党内监督同国家机关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贯通起来，增强监督合力。”[23]在这个报告中可以看出，舆论监督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舆论监督也从单一的媒体职能上升到党的监督、国家监督和国家治理等多个层面。

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以及所形成的理论体系为我国在党的建设、社会治理等方面做了思想引领。他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既包含了党性和人民性统一、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相统一、构建国家监督体系等宏观层面的框架设计，也包括了法律保障、权利落实等中观层面的制度指导，还包括了运用批评手段、养成包容开放态度、发挥互联网监督等微观层面的实践和行动指南。可以说，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及其理论体系是立足新时代发展，把握新媒体变革趋势，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舆论监督理论和实践作出的新的判断、新的论述和新的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重要保障。

当前，我国的舆论监督工作面临着新的问题和挑战。首先，舆论监督的社会环境更加复杂。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使得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监督打破了以往借助传统新闻媒体渠道进行舆论监督的常态，新闻媒体的监督影响力有所下降，媒介技术赋权，人民群众舆论监督的主体性得以回归，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不断增强，舆论监督的内容和问题也逐渐增多，这对于推动社会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但在这个过程中，互联网监督内容的真实性和人民群众的情绪化容易造成舆论监督的混乱；所监督问题的后续解决是否能落实到位也是一个问题。其次，媒体传播格局发生变化后，党和政府及其相关部门应对舆论监督的能力不强，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滞后。面对舆论监督的问题，一些部门采取掩盖、删帖或无人回应等做法，造成舆论监督的空心状态。最后，无论是普通群众、新闻媒体还是党和政府领导干部、工作人员，存在对舆论监督认识不够深入的问题。而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是对目前舆论监督面临的问题有针对性的回答，是对舆论监督工作的制度、政策、措施和手段等方面的有力保障。因此，发挥好舆论监督的作用，担负起舆论监督的责任，扮演好舆论监督的角色，这就需要我们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思想上，我们需要全面学习和领会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重要论述，把握其中辩证的思维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对舆论监督的应有态度。行动上，我们需要积极落实习近平关于舆论监督的要求，特别是对互联网监督的要求，坚持理论指导和实践探索的辩证统一，推进我国舆论监督工作的顺利健康开展和科学有效运行。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新闻舆论观研究”项目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6ZDA215）

参考文献：

[1]黄伟，郑德荣.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反腐倡廉思想与实践[N].光明日报，2012-02-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27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37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8.

[５]列宁.列宁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31.

[６]列宁.列宁全集：第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94.

[７]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56.

[８]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29.

[９]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24.

[1０]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