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媒介化背景下的传统主流媒体融合困境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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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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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度媒介化社会带来的传播秩序、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的巨大变化，迫使传统主流媒体必须以融合求破局。虽然取得些许进展，仍然难以在回归中心与节点现实、庙堂文化与草根文化、内容与渠道关系平衡等方面走出困境。时代要求传统主流媒体必须以大融合为方向，以成为社会的基础架构为重心，以重构社会秩序为目标，找准关键节点定位，挖掘内容优势，在未来的传播秩序中发挥引领作用。
传统主流媒体从媒体融合向加快深度融合的战略进程，是伴随着社会的深度媒介化开展的，或者说，它是主流媒体在传播环境、传播秩序和传播生态发生迅速而巨大的改变下，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都必须进行的必然选择。把握住深度媒介化社会的特点、社会传播秩序的形态、媒介化环境的变化，容易认清传统主流媒体的困境和前进路径，从认识论进行反思，从方法论进行突破，从实践论进行改革。
一、传统主流媒体加快融合步伐的时代背景
社会的深度媒介化，指的是媒介尤其是数字化媒介成为架构社会的基础，整个社会建立在媒介逻辑之上，媒介与社会做到一体同构。在深度媒介化的过程中，这个世界的所有要素都与数字媒体及其基础架构连接在一起，算法、数据和人工智能成为理解我们所处的生活世界的关键。
（一）媒介成为社会建构的基础
媒介的基础性体现在社会运行中的基础地位和作用。美国传播理论家约翰·杜海姆·彼得斯指出，“媒介是人类存有的基础型、后勤型和元素型设施”。[1]彼得斯的观点受到哈罗德·英尼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和E.卡茨的深刻影响。英尼斯是最早坚持基础设施应该在媒介理论中居于核心位置的人。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认为“媒介使这个世界成为可能，是后者之基础设施”。E.卡茨将全部的媒介研究分成三种类型，分别把媒介看作“信息提供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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