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与沉浸：媒体融合中政治传播创新的新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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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4-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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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媒体融合作为一项国家战略，然深入参与到国家治理体系中，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深层次变革的重要缩影，同时媒介技术更迭及其相应业务的变化则催生了政治传播样态、政治传播生态的新转向。媒介可供性促进了各介质间的深融，使政治传播场景更加移动化、延展化、即时化、智能化。媒介信息环境革新和技术赋能下的文化变迁倒逼政治传播议题更加注重数字化叙事、焦点化阐释、年轻化表达及可视化呈现。随着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政治传播变得更加主客相融，一是表现为传播主体与客体的互融互通；二是显现为生物个体与仿生界面的人机交互加深；三是体现为生命个体同政治现实这一客体互动互构的深化。
新世纪以来，网络技术、移动技术、数字智能技术极大程度地嵌入到我国媒介融合的进程中来，不仅深度重塑了传播的形态、业态和生态，还重新整合了社会架构，对社会要素、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结构起着重要的再分配作用，媒介融合从行业的市场竞合逐渐转变为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媒体融合。2014年8月18日，《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指导意见》的通过，意味着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至今已十年，该阶段既是媒体融合从自在转向自为的关键阶段，也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寻求突破和转变的重要时期。近几年，新媒介正纵深融入到政治传播中，深刻而持久地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改变，同步重构着任何制度体制下的政治生态，进而也必然创造出种种“政治传播”的新领域新面貌新形态。[1]数字智能技术在政治传播中的应用，改变了政治传播中的信息生产方式、内容呈现形式、权力互动关系等，政治传播生态正在经历场景连接、叙事融合、关系互嵌三重维度转向。
一、介质深融：媒介可供性下政治传播的即时在场
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JeromeGibson）最早用“可供性”来表达人与环境之间互补和协调的动态关系，探究环境对于具有感知和行动力的主体而言所蕴含并传递出的潜力。[2]技术在媒介中卷入程度地加深，使得处于信息环境中的行动者与技术互动之间的可能性也在不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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