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年人生中，甘惜分教授无论深陷凄苦贫寒、危途艰险，还是面对思想挑战，都傲睨万物、气度从容，活出自己天然的本色。他对舆论研究的建树，“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对业界、学界贡献颇丰。30年前我在他膝下攻读博士，聆听其旷达阐扬，常入挥洒笃信之境，享其隆益遥亘无尽。他的舆论思想引我走上舆论研究之路，也为我国思想界和新闻界勾勒出应有的舆论观。

今年是甘老百岁寿辰，作为健在的、我国杰出的新闻学与舆论学者，他的许多学术观点独具慧眼，颇有建树。1993年他指出：“舆论学的研究，是一个重大课题。人民在想些什么？人民渴望什么？人民反对什么？人民喜欢什么？这些不正是我们这些天天想着为人民服务的人所急于了解的吗？舆论学的任务归根到底在于了解和研究民情。”［1］这一简洁、开创性的观点，打开了我国舆论学之门，指引着一代舆论学者的探索路径。

一、重视舆论背后的利益关系和人心向背

1982年7月，甘老在《新闻理论基础》一书中对舆论的内涵、主体与结构做了深入的阐述，澄清了舆论界对舆论认识的种种误区。当时业界许多人沿袭《不列颠百科全书》的观点，认为舆论不仅是团体也是个人的思想观点。①甘惜分教授指出：“舆论不是任何个人的思想情绪，个人情绪形不成舆论。舆论是社会生活中经济政治地位基本相近的人们或社会集团对某一事态的大体相近的看法。舆论是一种社会思潮，人们窃窃私语，或公开议论，或发为文章，对某件事支持或反对，这就是舆论，也就是所谓民意。”［2］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把某个公民的意见称为民意，认为“民意是一种直觉或偏好，也可以是一种情感或情绪，还可以是一种想象”［3］。两千年来一直备受人们推崇的民意，就这样被曲解为“个人意见”，甚至是一种“想象”。

甘老师的定义厘清了一些人对舆论的荒谬理解，深刻揭示了社会舆论是社会政治与经济利益关系的产物，表达了维护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强烈诉求。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意识现象只能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之间的现有冲突中去解释”［4］。甘老对舆论的定义，贯穿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揭示了社会舆论的本质。

1986年，甘惜分教授对上述定义又做了进一步发挥，揭示出舆论的群集性及个人在舆论形成中的作用。他在《新闻学原理纲要》中写道：“舆论形成有个过程。个人的意见不是舆论，公众意见才是舆论。但是有时舆论的形成也发端于个人。最初是自发的、分散的、无组织的意见。如果这种意见是有社会基础的，是顺应了时代潮流的，这种意见通过人们之间的思想交流而相互影响，自发的、分散的、无组织的意见就可能逐渐转化为公众的、集中的意见，成为公众舆论。”“一个普通人的意见转化为公众舆论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对社会的影响比较微弱。但是，一个对社会有重大影响的权威人物的意见转化为公众舆论较为有利。在个人迷信盛行的情况下，这一点更值得注意。”［5］这两段论述，文字虽短，却精深建构了舆论形成的过程，把舆论领袖的意见转化为社会舆论可能出现的异化——导致个人迷信的狂潮，揭示出某种不期而成的必然。

1980年代中后期，新闻界及管理层对民间舆论颇多非议。许多人认为，社会舆论是好事之徒的鼓噪，是无聊文人或唯恐天下不乱者制造出来的，“四人帮”时期“大造舆论”的概念仍在流行。甘老当时指出：“舆论总是对于有争论问题而发的。无争论，无倾向性，不可能成为舆论。人要吃饭才能活，这不会成为舆论性问题，因为这不会引起任何人的任何争论。但是在某一时期为什么有些人吃的是珍馐佳肴，而另一些人则无饭可吃，成批饿死，这就会成为舆论性问题了，就会引起广大群众的议论了。”［6］“成为社会舆论的问题一定是有是非曲直的问题，尤其是与当前时局有关的社会问题。”甘老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现实种种沉疴的存在，探讨社会舆论的成因，有力地批驳了“无事生非”的舆论观。

《甘惜分文集》出版暨甘惜分教授96华诞研讨会

存在的合理性，压制的非理性，寓于舆论变动的整个过程。甘教授强调：“舆论是一种客观存在，不管你承认它或不承认它，反对它或赞成它，它都在社会上存在着、酝酿着。因为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们，不可能不产生共同的思想和议论，任何人也压制不住。”［7］在有些人看来，不顺耳的舆论都是错误的，都有人在背后煽动，对舆论要管住。文的不行，就来武的，抓住一两句话就“戴帽子、打棍子”。甘老认为，这样对待舆论实际上是无视人心向背，忽视社会舆论的积极作用：“舆论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反过来对社会生活给予巨大的影响。它似乎无形无体，是蕴藏在人们心目中的社会共同心理，而这种社会心理表达出人心向背，人心向背又影响人们的行动，甚至影响事态的发展。”［8］“这对于政府和党的领导者来说，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而是事关重大。得到舆论支持，事情就容易成功。如果受到舆论反对，事情就会失败。”［9］

舆论“对社会的发展进程发挥着重要作用”［10］，利用这种不可遏制的力量，将其视为工作向导，对社会管理者来说是十分珍贵的舆论观。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从党的最高领袖到各级领导干部虽然经常强调要听取人民的呼声，“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但仍强劲、集中地宣传“听党的话、服从党的领导”，在重大问题上“听取人民的呼声”很难落实。这是产生农业合作化运动、反右派斗争、“大跃进”、农村公社化、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严重错误的重要原因。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真正听取了人民的强烈要求，连续出台了土地承包到户、平反一切冤假错案、撤销人民公社、实行各项有利于人民的改革、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和逐渐建立与完善社保制度，国家才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广泛听取和尊重舆论是何等重要！重视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又是何等刻不容缓！

二、分清三种舆论，正视舆论的道义力量

甘惜分教授对一切舆论的作用并非一律肯定，正如一切事物都有对立面一样，社会舆论也有正误、好坏之分。甘老指出：“在现时代，舆论大体可分为进步舆论、落后舆论和反动舆论，它们都具有不同的力量。进步舆论是一种巨大的道义力量，它可以使一种良好的社会风气成长起来，也可以使一种坏风气受到世人的谴责。它可以使一个默默无闻的人物成为人人敬仰的英雄，也可以使一些坏人感受到众目睽睽的精神压力。它可以使地球某一角落的灾难得到世界援助，也可以使一个值得同情的病患者得到广泛的支持。它可以使一个反动人物受到人民憎恨，也可以促使一个独夫政权垮台。”［11］这三种舆论的不同性质，产生了各自特定的作用，积极倡导进步舆论才是我们需要坚持的舆论观。

进步舆论的道义力量是多维的，几乎辐射至社会一切领域，甘老主要将其归结为三点：第一，进步舆论可以遏制社会中伤风败俗的现象，树立良好的民风政风。“许多问题单靠行政力量不好解决，而诉诸舆论，就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十手所指，十目所视，就会使那些坏风气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能够有力地纠正社会上的不正风气。”［12］第二，它可以使坏人坏事遭到鄙视和痛恨，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舆论来自群众，自觉重视舆论的领导者可以检点得失，少犯错误。”［13］早在2000年，针对党和政府某些高级干部的腐败行为日趋严重的现象，甘老发出严峻的告诫：“加强舆论监督，重点要从上边抓起，上梁不正下梁歪，上梁正了下梁不敢歪。”“不管是谁，不管哪一级干部和干部子弟，只要违反党纪国法，只要证据确凿，都应当受到舆论监督，严重的要受到法律惩处。”［14］他的辟恶除患的立场，对强化媒体监督和党的反腐倡廉决策，具有不可磨灭的建设作用。进步舆论的第三种道义力量表现为民主性、革命性和不可抗拒性，是摧毁反动统治的决定性力量。“进步的舆论往往成为革命的先导。如果没有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舆论准备，就不可能出现那时遍及欧美的资产阶级革命。我国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章太炎、李大钊、陈独秀等人都是动员舆论的能手。舆论先行，才引发了戊戌维新运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15］我们不是“舆论万能论和精神至上论”者，“单靠舆论就能解决问题，那是幻想”。舆论的革命作用和威力，首先表现为“舆论为最后解决问题做了思想上、精神上的准备……它为实际运动作前奏，为实际运动呐喊助威”［16］，更重要的是它把人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投入推翻反动统治的斗争。“因为人民人多势众，众怒难犯，民情不可违，水能载舟，也能覆舟……人民的舆论是巨大的力量，足以使反动派发抖。”［17］这些犀利的警言竦论，对专横的官僚主义者和肆无忌惮的腐败分子，不啻是振聋发聩的战斗檄文。

甘教授强调：“一般来说，舆论是分散的、无组织的议论。如果群众的领导者把这种分散的、个别的议论组织起来，化为系统的、集中的意见，就能摆脱分散的、个别的无力状况，而形成一股洪流，形成一股强有力的社会舆论力量，成为影响广大群众的力量……个别人的分散的、无组织的意见转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物质力量。”［18］无论是团结人民投入新生活建设，还是与反动势力作斗争，发动和组织舆论都能产生改天换地的力量。

落后舆论和反动舆论同进步舆论恰恰相反，它们不具有任何道义力量和积极因素，但它们对公众产生的腐蚀和愚化作用，也必须警惕并严加防范。甘教授指出：“落后舆论的力量也不可忽视。它可以带坏社会风气，使人民分不清美和丑，甚至把美的事情当粪土，把丑恶的事物当鲜花。它可以使人颓废、消极、堕落、自杀，它可以使人迷信、愚昧、野蛮。”［19］虽然落后舆论对民众的迷惑是短时间的，最终也会被广大人民识破，但它可能在一定时期引起部分民众的消沉和认识错乱。反动舆论更为危险，它“足以混淆是非、颠倒黑白，使人民暂时受其蒙蔽。美国的反动舆论曾在较长的时期内把中国描绘成青面獠牙的吃人生番，使美国人民长期对新中国缺乏了解”［20］。用进步舆论抵制和粉碎反动舆论，是正义的人民必要的斗争手段，也是战胜任何错误和反动势力的思想武器。

为了广泛倡导、采纳进步舆论，首先要鉴别哪种公众意见是进步舆论，把握进步舆论的标准。甘老对此提出两条判断准则：第一，坚持正义事业的意见，是识别进步舆论的首要根据。他说：“历史证明，群众舆论倾向于什么，主要不看政治经济力量是否强大，而在于事业的正义性。正义者的舆论尽管开始影响较小，但必将逐步扩大其影响，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舆论，具有震撼社会的力量。”［21］第二，顺应历史潮流的意见才是进步舆论。他写道：“真正强大的舆论是顺应时代潮流、为大多数人民所拥戴的、能够推动社会前进的舆论。”［22］“如果某种舆论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它尽管声嘶力竭加以扩散，但最后它将被人们所忘却。”［23］从这两个标准出发，依据人们对待舆论的态度，又可判断其所作所为是否具有正义性。甘老认为：“害怕舆论的人即使不是人民的敌人，至少也是一些可笑的人，他们干了坏事，害怕舆论的谴责。只有真诚为人民工作的人，才不怕任何舆论的攻击。”［24］这种舆论逻辑来自社会的是非和利害逻辑，一切背离和危害人民利益的人都害怕正义的舆论，凡支持和尊重正义舆论的人都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人。

三、做舆论多元性与舆论一律的统一论者

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对“舆论一律”有两种截然相反的主张：一是舆论一律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否则人民的意志不能统一，全国难以步调一致；二是舆论一律是思想专断的产物，无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全国受一个大脑指挥、重复同一个腔调，压制了人民的不同声音，会导致思想僵化。

甘惜分教授对以上两种意见都不完全赞成，认为这两种意见都趋于极端化，没有用辩证观点认识社会舆论的两面性。首先，他认为“社会舆论是多元化的，我们承认这种多元化，承认这一客观存在。我们要发扬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人民应当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人民有发表各种意见的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就是这种自由的具体体现。这就是说，我国人民的舆论不可能是完全统一的，而是‘非统一’的，多元化的”［25］。

其次，他分析了产生舆论多元化的原因：“人民的声音就是多种声音。人民是分阶级、阶层、不同利益集团、不同职业的，他们的意见是不可能完全一样的。”［26］“社会主义社会的舆论也并非都是统一的，因为这里还存在着众多的社会差别。即使到了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社会舆论也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所以，一般来说，社会舆论总是多元化的。”［27］从这一基本理论出发，甘惜分教授强调“掌握政治权力者要懂得这一点，要开明一些，要容许不同意见的存在，并且要让这些意见表达出来，然后才能因势利导，加以引导。承认不承认、容许不容许不同舆论的存在，这是民主制度与反民主制度的分界线”［28］。他写道：“我们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听取多种声音，然后加以分析、斟酌，对不正确者说服之，正确者采纳之。”［29］

但是，甘教授并非完全反对舆论一律、赞成对任何问题都实行舆论多元化，而是主张舆论多元化和舆论一律的辩证统一。他指出：“片面地强调舆论的非统一、多元化这一面就不对了，还要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如果‘各打各的炮，各唱各的调’，十亿②人口十亿条心，一盘散沙，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有希望吗？可见我们还要搞舆论统一的工作。这种统一是在大方向上的统一，是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统一。”［30］“在非方向性的、非原则的各种具体问题上，我们并不要求舆论必须是统一的。我们是舆论统一和舆论非统一这两者的统一论者，是舆论多元化和一元化的统一论者，是舆论一律和不一律的统一论者。这样看问题才较为全面、较为准确。因此，我们应当大胆进行舆论的疏导和引导工作，把十亿人民团结在社会主义大旗之下，齐心协力地从事我们的事业。”［31］

针对强烈反对舆论一律的思潮，甘惜分教授就舆论一律是否具有普遍性也进行了辨析，他在《舆论与社会进步》一文中写道：“有人认为，‘舆论统一’就是思想专制，就是坏事。认为资本主义国家就不讲这个‘统一’，人家非常民主。这种看法是大错特错了，这是只看到一点表面现象。我们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具有一定的舆论自由，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但是应当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他们在维护资本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上却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舆论在根本问题上是统一的。他们的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似乎很客观，好事坏事都讲，但是只要我们从全局加以考察，就会看到他们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立场是十分顽固、十分坚定的。谁要不看到这一点，而鼓吹把西方的舆论自由搬到中国来，这就不但是受骗，也是骗人。”［32］他总结说：“在任何制度下，都有舆论一律又不一律的问题。”［33］“我们既要承认舆论的多元性，又要承认统一舆论的可能性及其有限性，这才是全面的观察。”［34］

甘惜分先生（前排左二）的部分博士生为他庆祝98岁寿辰

他对舆论一律，始终坚持两分法，全面、客观地澄清这个被许多人搞得极为混乱的理论是非。他特别指出，即使“在人民内部也必须多一层‘一律和不一律’。这就是在人民内部实行高度民主：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下，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意见，监督党和政府及其干部。这就是前边已经讲过的舆论的多元性。领导干部特别要重视不同舆论，自古圣贤‘乐闻诽谤之言，听舆人之论’，我们更应如此”［35］。他说：“要改变片面强调舆论一律的观念，树立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各种报纸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观念，一切服从真理，一切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人民舆论既统一，又不完全统一，舆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求大同，存小异。”［36］显而易见，无论坚持舆论一律还是舆论多元化，都有一个共同前提，就是服从真理，服从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了把这一主张简化为一个简洁、鲜明的概念，1988年他提出“多声一向论”。他在《多声一向论》一文中指出：“新闻媒介要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这个大方向之下反映人民的多种声音，反映他们的真实情绪、愿望、呼声、要求，真正做到百家争鸣，让人民心情舒畅，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祖国。”［37］他进一步分析说：“多种声音和一个方向，是对立统一的相互制约的关系。多种声音是在社会主义大方向上的多种声音，而不是离开社会主义大方向上的资产阶级的自由化。同样，一个方向是在社会主义交响乐中的主旋律，而不是僵化、保守的‘左’的思想复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8］当然，这个社会主义必须是建立在民主法治基础上、社会财富为全体人民所共享、不存在两极分化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否则这个大方向就难以确立，也不会被舆论所承认。

四、正确引导舆论，推动先进思想的传播

舆论的多元性，难免不包含荒谬的意见，出现有害倾向。甘教授指出，舆论总是有分歧的，正确和错误、有益和有害的舆论往往并存。他举例说：“抗日战争时期有抗日舆论，也有过汉奸舆论，关于治理环境污染也有众多舆论分歧。为杀人犯和盗窃犯辩护也时有出现。”［39］在甘教授看来，之所以会出现错误和有害的舆论，第一个原因是，人们长期受到不同的社会影响，“从孩提时起，就受父母的影响。稍稍长大，又加上兄弟姐妹和小朋友的影响。上学了，受老师和同学的影响和引导。进入社会后，受各种各样的社会影响和指导，其中就包括书刊的影响和指导”［40］。第二个原因是，“有些人对某种新情况可能毫无所知，因而他很可能会接受一种错误的舆论跟着他们走”。［41］面对的信息不对称，听到的意见不对称，人们必然会对事物产生片面或错误的认识。

对受到错误和有害舆论影响的人，甘老主张“正确的舆论就应当抢先一步去影响他们，使他们一开始就走在正确的轨道上。有些人虽然已经接受了某种舆论的影响而形成了一种先入之见，这时如果正确的舆论能够进行耐心的引导，天长日久，其思想也不是不可改变的”［42］。他告诫说：“最可怕的是轻视舆论，对舆论的放任，任其自由发展，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尽可能多的群众形成一种正确的舆论。”［43］

甘惜分先生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

这种主动引导舆论的主张，许多人难以接受，往往持反对意见。正如甘老在1982年所说：“近来常听人说，我不是瞎子，不是儿童，我会自己走路，干吗要别人来引导！？”［44］他分析说：“这话大错了。一个人从生到死，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无时无刻不受外界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在现代社会，总是有些人在引导人们，而千百万人民无时无刻不在受其影响。问题只在于这是一种什么引导：好的或坏的。问题还在于你对这种引导是信服还是抗拒。”［45］“我们马克思主义者重视对舆论的引导，甚至可以说我们比之其他的人们更加重视对舆论的引导。我们总是在有所行动之前，先以舆论作前导，做充分的思想动员，待人民思想酝酿成熟，才展开实际运动。”［46］这一舆论观，是把推广正确意见看作清除思想障碍的重大举措，用引导而不是强制手段传播先进思想。这是因为，主动、正确地引导舆论，是现代政治斗争的手段，也是改革和建设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现代政治斗争如不抓舆论，不抓对舆论的引导，是休想立足于胜利者之列的。资产阶级懂得这一点，我们更要懂得这一点，而且要懂得更多。”［47］“把自己的意见传播开去，影响更多的人相信自己意见的正确，把自己的思想变成公众的思想和行动，这个过程本身就是舆论的组织工作。”“进步的政治力量顺应时代潮流，合乎人情之需要，向广大群众传播先进思想，把群众集合在这一思想旗帜之下。这样一种组织舆论，我们不但不能反对，而且应当提倡。”［48］显然，能够产生引导作用的意见一要符合时代要求，二要顺乎民情民意，这是先进思想的标志。我们要以这样的思想来引导舆论。

这样一来，对不同意见，其中包括反对意见，不能也不必采取封锁和压服的方法。如果“对于反对自己的舆论，采取‘堵塞’的办法，限制、压制，其结果是越堵越流，越镇压越受到强烈的反抗。‘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塞舆论总是会失败的。反动的阶级及其政党对舆论常常采取堵塞的办法，而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则相反，总是对舆论采取疏导的方针，作舆论的向导，善于把群众的思想引导到一定方向上来”［49］。对社会舆论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了与人民群众的两种不同关系，是人民群众的效忠者还是反对者的关系。

因此甘老认为，“要引导舆论，就要及时反映舆论，要反映人民中的多种声音，多种信息，多种意见，多种情绪。把群众的正确思想集中起来，形成一股巨大的舆论力量。对群众中的不正确意见加以分析，因势利导，引导到比较适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轨道上去，而不是相反”［50］。如果不了解人民中的多种意见和情绪，就不知道正确和错误的舆论在哪里，错误观点有几种，错误意见的范围和危害有多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也无法把群众的认识引导到他们的利益上来。甘老严肃地指出：“不要以为人民群众是一团任人摆布的面团，可以捏成这样，也可以捏成那样。不要以为舆论可以由人捉弄。对舆论的引导如果不以事实为根据，而一味地吹牛、夸张、煽动，那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对舆论的引导，有或者没有，好或者不好，其社会效果大不一样。”［51］“只强调引导舆论而不强调反映舆论，引导舆论也就成了片面的训导，训导是群众难以接受的。”［52］

为排除舆论引导的随意性，甘教授对舆论引导归纳出三条要求：一要客观、准确、真实。对事实进行周密了解，在这个基础上加以因势利导，决不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任何时候都不要对群众训斥，自以为笔杆子在手，上有指示，就可信口雌黄。二要对人民讲真话，平等待人，推心置腹，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即使形势再严重，困难再多，也要把真相告诉人民，激励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三要在说真话的同时，更要强调讲真理，强调从实际出发，顾大局、观全局，全面观察问题，既要顾及人民利益，又要顾及国家利益。［53］

注 释：

①《不列颠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Britannica）1908年由中国著名出版家王云五引进中国，中文简明版于1986年首次在中国出版。解放前后关于舆论概念的解释大都来自这本辞书“舆论”词条的释文：“舆论是社会中相当数量的人对特定话题表达的个人观点、态度和信念的集合，表现为个人或团体的自我语言，对某一事件发表意见，以影响人们的思想与行动。”参见《大英百科全书》第14卷第5-9页，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7。

②这里指的是1980年代的情况，当时我国有10亿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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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甘惜分.舆论与社会进步［J］.百科知识，1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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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甘惜分.舆论与社会进步［J］.百科知识，1987（6）.

［31］甘惜分.舆论与社会进步［J］.百科知识，1987（6）.

［32］甘惜分.舆论与社会进步［J］.百科知识，1987（6）.

［33］甘惜分.新闻学原理纲要［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200.

［34］甘惜分.新闻学原理纲要［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199.

［35］甘惜分.新闻学原理纲要［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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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甘惜分.多声一向论——论党在新时期的新闻政策［M］//甘惜分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47.

［39］甘惜分.新闻学原理纲要［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193.

［40］甘惜分.论舆论引导［J］.新闻世界，1989（2）.

［41］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6.

［42］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6.

［43］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6.

［44］甘惜分.论舆论引导［J］.新闻世界，1989（2）.

［45］甘惜分.论舆论引导［J］.新闻世界，1989（2）.

［46］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8.

［47］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9.

［48］甘惜分.新闻学原理纲要［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197.

［49］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6.

［50］甘惜分.论舆论引导［J］.新闻世界，1989（2）.

［51］甘惜分.新闻理论基础［M］//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8.

［52］甘惜分.论舆论引导［J］.新闻世界，1989（2）.

［53］甘惜分.论舆论引导［J］.新闻世界，1989（2）.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