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对该不该延迟退休的社会辩论一直在继续，从顶层设计的高级官员到普通市民，从公务员、文教工作者到工人，赞成和反对延迟退休的人各持己见，辩论内容已涉足深层领域。在各国历史巨卷中，凡正确的思想，都以“真理越辩越明”的舆论较量，在多种以至在两种观点的争论中而确立。但很多辩论都出现诡异的狡辩或舆论攻击，以致抛出强制的舆论一律压制不同意见。经过多年或短暂时间后，被压制的正确意见又会在新的辩论中崭露头角，最终被更多的人所认同。舆论的这种弭变，是人类认识真理的曲折过程，又是不经严格审验不足为真理的明证。

一、在“魔鬼辩护士”的对决中认识真理

在欧洲古代，教会里设有一种特殊职位，叫“魔鬼辩护士”（Advocatus diaboli）。教会提出一个教义，必须请“魔鬼辩护士”提出质疑，罗列论据加以反驳，直到认为无懈可击，才对外宣布这条教义。任何新观点刚一提出都会有窳陋之处，往往遭到不同意见的反驳，经过辩论的对决与砧斧之后，才能完美无缺。同样，两种公众舆论一旦尖锐对立，街头争论和舆论领袖的议倾坛席，随时都可能出现，这是舆论达到真理境地的必经之途。

这个简单的道理许多人姑妄听之，实为不屑一顾，总是把自己的意见视为万能，强迫人们赞成。一种思想，哪怕是宗教信仰也不能逼迫人们接受，而是靠反复、耐心的说服来争取人们的认同。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认识，都要经过辩论鉴别不同意见的瑕疵，最后达成一致的合理意见。春秋时期的百家争鸣，清末的守旧与洋务之辩，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后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还是建立一党独裁政府，“文化大革命”中两派群众组织的造反与保皇，这些辩论的孰是孰非，已被历史画上句号。但辩论并没有停止，只要社会在发展、在前进，辩论就会不断出现。在今天，改革开放是中国的巨大进步还是走了回头路，是坚持阶级斗争还是建立和谐社会，是依法治国还是以人治国，这类截然相反的意见仍在某些角落、某些群体，甚至在知识界或明或暗地争论不休。由于信仰和利益、文化背景及社会处境的差异，也由于知识与实践经验的不同，对同一个问题出现两种对立意见，并一比高下，是特有的意识现象。

自弥尔顿提出“出版自由”以来，各国发生重大事件或处于历史转折时期，都伴随着社会辩论的喧哗，有时众议呼啸，民口沸腾；有时舆论领袖各执一词，口诛笔伐。弥尔顿指出，人具有理性，能够辨别真伪。只要让各种观点自由表达、相互交锋，真理就能战胜谬误。“让她（真理）和虚伪交手吧。谁又看见过真理在放胆地交手时吃过败仗呢？她的驳斥便是最好的和最可靠的压制。”[1]不同意见间的自由辩论，如同“魔鬼辩护士”的严厉针砭，使真理更加耀眼，许多人将摆脱愚钝与虚假的蒙蔽。弥尔顿这一观点起初影响深远，为言论自由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后来学者提出质疑：辩论虽然能达到真理，但真理总是战胜谬误的观点却毫无根据。密尔就指出：“若谓真理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获取优胜，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2]34他以欧洲的宗教改革为例，发出无限感慨：“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谬误。”[2]29在他看来，即便真理存在于意见的自由市场中，也无法通过辩论战胜强权的压迫。

既然这样，是否辩论就不那么重要，甚至不具备舆论意义了呢？辩论的舆论意义，首先在于发现真理，完善对真理的认识。当辩论双方陈述己见，反驳对方观点的错误或荒谬，就能把一种观点中的虚假、漏洞和不为人知的一面暴露出来。你来我往的思想交锋，开启人们的心智，“启发参加讨论者的智力和胸襟，开扩他们，而不使他们受挫和遇到困惑”，从而“锻炼出更坚强、更自觉的公民”[2]122。辩论引发人们对问题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思考，在不同意见的对决中形成对真理的敬畏，催促人们修正自己的错误。其次，辩论的意义在于一种意见能被广大公众所聆听、所鉴证，固执己见的傲慢态度陷于孤立，避免某种见解垄断观点市场，钳制舆论。不同观点得到充分的表达和公正对待，错误、专横的思想将被扫除，社会随即会开创一个崭新的未来。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的辩论，冲破了“唯书唯上”的牢笼，将人们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随之出现朝气蓬勃的改革开放和国家的振兴。中国历史的这一重大转折，起步于舆论辩论释放的巨大能量。

由于人的局限，仅靠个人大都无法得出真理的意见，任何个人的见解都不能未经考验而拥有不可质疑的权威。为维护权力或利益的需要，某种意见可能被过度鼓吹，被定义为唯一真理，但“箴言出丑”并非罕见：被舆论美誉为毛主席的好学生的林彪，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诡诈早有人揭露，当他叛国外逃、坠机荒漠，才让推崇他的人看清他的真面目；当交警实行自收罚款、自开罚款票据，全社会立即疾呼治安腐败已经打开方便之门；学校实行创收的政策一提出，就争议不断，直到“恶果累累”，有关部门才恍然大悟；到底有没有普世价值，如果有，普世价值究竟是什么？此类社会辩论都扒掉舆论“箴言”的外衣，提出严峻的社会告诫，让人更加明辨是非——只有符合实际、从现实条件出发、考虑社会效果，以维护人民的幸福、平等、正义和自由的生活为准绳，才是正确的意见。这既是辩论确定的真理目标，又是辩论追求的崇高目的。一意孤行，凡肆意妄为的观点，都要被历史所嘲弄而陷入尴尬的境地。

辩论为各种舆论提供了自由的呼吸空间，确保人们对社会问题的自由思考，社会智慧的释放为解决社会难题找到了出路。2009年国外继“中国威胁论”后又出现了“中国崩溃论”，某些国内经济界人士也加入这一舆论合唱。他们罗列中国地方政府的负债率、房地产泡沫、产能过剩、制造业危机等种种论据，断然提出“中国经济已病入膏肓，中国经济的崩溃无可避免”。而国内外的正面舆论却认为，不管外界“捧杀”还是“棒杀”，中国将继续全面改革开放，以国有企业、国有（控股）银行和其他骨干企业的强大实力，能够克服“经济结构不合理”“制造业技术含量不高”的困扰。党中央、国务院在这一辩论中保持清醒头脑，决定开放垄断行业、理顺财政金融体制、调整经济结构，“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释放和转移巨大的经济产能。这些“深水区改革”使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崩溃，反而会进一步崛起，“崩溃论”只能是个泡影。无视中国国有经济的掌控力和中国共产党的驾驭能力，以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与政治体制来判断中国问题，最终不得不陷入形而上学的机械论。

舆论辩论不是政府的辩论，不是各级干部、企业家放弃中心工作投入辩论，而是公众与舆论界出现的不同意见的争论。邓小平曾指出，改革开放允许看，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就是说党和政府的各级部门和各个企业，不要陷入无谓的争论，看准了的改革举措要大胆实验；在改革中完善改革，在探索中找到发展的路子。公众与舆论界的争论不仅无法避免，而且是有益的，因为人们对改革开放有不同的看法，政府可以听取不同意见，吸取合理、正确的建议，完善各项方针政策。“不搞争论”就是不让群众的不同意见、理论上的不同探讨影响政府的决心，更不要抓住一些观点整人、掀起政治运动。以往年代的全局性的大辩论、大批判和大字报的政治运动，不仅冲击了经济建设，贻误了发展时机，而且伤害了不少人。这样的“左祸”决不能重演。

二、舆论攻击的敌意性与手段性

但是舆论辩论必须把握三个前提：一是区分敌我矛盾、合法与非法的界限，不能把不同意见视为敌人或罪犯加以攻击；二是不要对是非之外的枝节问题争论不休，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认识；三是要认真听取不同意见，尊重和接受对立见解中合理的观点，自觉放弃错误意见。不顾这三个前提，固守偏见，不仅会陷入毫无意义的争吵，还会把“摆事实、讲道理”的辩论搞成舆论攻击。历史与现实都证明，思想对立容易走向激化，向对立面发起舆论攻击。1978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与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签订贸易协议，受到国内企业界人士的普遍赞同，却遭到部分公众和媒体的指责，说这是“卖国主义”“打击民族工业”“洋奴哲学”和“卖国求荣”；研究蒋介石日记有助于解读隐蔽的史实，搞清某些历史真相，却被一些人指责（或是谬见）是“为蒋介石涂脂抹粉”“为蒋介石翻案”；某企业的新产品受到消费者的欢迎，一时畅销各地，有人组织评论、微博或博客捏造事实，夸大其词，攻击其为“劣质产品”“长期使用容易患癌”……此类舆论攻击在网上一旦出现，无良水军便一拥而上，各大论坛顿时谣言四起。

舆论攻击使用抨击性言辞，伴随谴责、讥讽或愤懑情绪，专注于揭露攻击对象的“恶劣本质”。所以，舆论攻击更像贬义词，涉及的一般不是好事。但实际并非如此，如果攻击的是公共利益的侵害者，它就不再是贬义词了。因此舆论攻击既可能是敌意性攻击或手段性攻击，又可能是道义性攻击和非道义性攻击。敌意性攻击是以伤害他人、使之蒙受痛苦和不快为目的，以达到诬陷和丑化不同意见的目的。[3]凡攻击对象是社会公敌或犯罪分子，则属于手段性攻击，是为维护真理和正当利益的道义行为，攻击的声色俱厉仅仅是一种手段。敌意性攻击则怀有恶意，夸大或捏造事实，甚至以辱骂、诅咒亵渎他人。部分公众之所以被卷入敌意性攻击，是由于受到媒体议程的蒙蔽，陷入非道义的迷茫。“文化大革命”中部分民众受到林彪、“四人帮”控制的两报一刊的煽动，诬陷正义的群众和干部，后来又歇斯底里地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都是一种非正义的敌意性攻击。

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舆论强烈攻击的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们已经身败名裂，是人们出于捍卫公德和公共利益而进行的道义谴责，有些民众还公然嘲笑薄熙来一面贪腐，一面唱红打黑的伪善。我们也看到，因为一场球赛而饱受舆论攻击，却深受中国球迷喜欢的米卢，他的笑容仍清晰地留在中国球迷的心中。这类道义的手段性攻击是来自民众善良的心愿，既不会让寡廉鲜耻的社会败类逃避谴责，也不可能毁坏好人的纯正人格。背离事实的敌意性攻击尽管可能高潮迭起，但在一场场虚张声势之后，最终还是会暴露出舆论阴谋对部分民众的欺骗。同时，荒谬的理论同道义的冲突不可能永远控制某些民众的冲动，对正面事物和善良人们的敌意性攻击，最终都要受到正义舆论的围剿。

在舆论监督中，伸张道义的手段性舆论攻击，激发舆论高涨的效果十分明显，自媒体尤其能发挥重要的作用。《下跪的副市长——山东省济宁市副市长李信丑行录》在网上登出后，网络的开放性使其迅速遭到民众的揶揄。传统媒体善于主导、策划和过滤舆论，舆论攻击很难在今天的传统媒体上出现。但在网络维权中，自媒体无一不成为舆论的工具，多被舆论攻击所利用。可以说，舆论攻击尤其吸引眼球，使自媒体成为攻击阵地，同时也捧红了网络。当舆论攻击在网上成群结队地出现，谴责的声音隐蔽于角落，时而向对立方发起进攻，被攻击的对象看不到攻击者的身影，却能感觉到社会遍布愤怒的情绪。

对不同意见的讨论，舆论攻击毫无价值，注重说理的辩论才更能分清是非，也更能争取舆论的支持。2014年3月崔永元提出反对推广和食用转基因作物的“两会”提案，遭到对立舆论的攻击——崔永元“在两会上造谣，该当何罪”。随后，在都市报和网络上有关转基因作物的骂战再度兴起。崔永元的言辞也十分尖锐：说美国科学界对转基因没有争议，美国人放心吃了20年，统统都是谎言。在网络这个开放的广场上，舆论攻击的双刃剑最初总是奏效，但却无助于让人认清真理。舆论辩论重视以理服人，拿出有力的论据驳倒对方，而不是用攻击压倒对方。无论敌意性攻击还是手段性攻击都有可能在网络上言过其实、混淆视听，导致一场场毫无意义的舆论混战。自媒体应成为辩论广场，而不应是舆论攻击的阵地。

三、强制的舆论一律与同化的舆论一律

毛泽东同志曾说：“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人。”[4]当时，这一正确的舆论方针十分开明，脍炙人口，却被“舆论一律”的原则所破坏，接连不断地制造了舆论动乱。此前，胡风及其好友对文艺方针和文艺界的领导有意见，提出30万字的进言书自辩，却被指斥为“反革命集团”，以舆论一律的大棒把他们关进牢房。

以“打倒反革命”的手段迫害不同意见，让千万个头脑复制一种思想，一个民族的创造力就毁灭了，一场场巨大的灾难将随之降临。此后接连出现的反“右派”、反“右倾”“四清运动”（特别是清思想）及“文化大革命”，多因对方针政策持有不同意见，把几千万人视为反革命，对他们进行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后来各类胡风们被平反，从大狱中放了出来，历史证明他们不是反革命，他们只是因为“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才遭到了灭顶之灾。由此看来，以言治罪的舆论一律是个伪命题，如果持有不同意见者是反革命，那么如何能证明压制他们的言论是“革命”的呢？没有经过辩论、人民的赞成和实践的考验，自恃自己的言论绝对正确，从而把对方打入大牢，正是一种专横的暴虐。

人们把舆论一律只和权力挂钩，只有权力人才金口玉言，他们的意见被捧为金科玉律。实际上，民众的意见也有舆论一律，部分民众的错误看法一旦长久沿袭，也会变成统治人们头脑的舆论一律。2014年12月西安某医院的医生在手术台前拍照一事被登到网上，涉事医生立即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医政和院方随即宣布要严加处罚；媒体没有对当事人采访就推出报道，对丧失医德的谴责又一次沸沸扬扬。医患矛盾的主要责任在医生这个舆论一律，早已成为民众的惯性思维，这次又把手术室的自拍单独放大。几位医生虽然异常紧张，但他们没有忍气吞声，而是挺直腰板寻找各种证据自辩，最终动摇了“医德低下”的舆论一律地位。人们“一旦了解原委，尤其是当患者本人出面澄清事实，很多人气都消了。自拍虽然欠妥，但确实情有可原”[5]。任何观点，如果被置于不允许有丝毫质疑的地位，就等于一个并非正确的意见垄断了舆论，舆论一律就被视为天庭戒条。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影响也十分恶劣。

最近十多年，公众有了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与决策权，对公共问题的讨论盛况空前，许多热点问题多有争论。群众代表在各类听证会上针锋相对的辩论，最能说明中国言论自由和民主制度的进步。但在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仍然固守舆论一律的陈旧思维，强行以政府的意见压制群众的意见，继续推行愚民政策。某市一栋高层公寓发生大火，夺走了50多条人命，民众尖锐地批评政府对建筑市场管理混乱，对安全施工监管不力。但该市宣传部下了一道禁令，严禁媒体反映群众的这种批评，只准报道大火是施工不慎造成的意外事故。这个舆论一律不仅没有阻止铺天盖地的网络批评，几家传统媒体也冲破阻力挖到工程层层转包的利益链，揭露了肇事的主要原因。统一舆论的这类禁令曾一度盛行，有时一天向媒体下达若干次。权力部门若是奉行话语霸权，任意宰割对社会的解释权，掩盖事情真相，回避官员应尽的职责，各种恶性事件就会不断滋生。

马克思曾预言火炮把封建骑士炸个粉碎，而今天的网络正在消灭专横的舆论一律，因为遭遇网络公开反驳的种种愚见立即分崩离析。事实上，任何人都无法控制人们的私下议论，与之争辩的意见一旦在网上披露，舆论一律的立命自保就会彻底垮台。民众话语权同舆论一律的根本对立，决定了舆论一律的虚弱本质，最终要被民众的揭露扒光衣服。当舆论一律走向极端，将愚见歌颂为神明，整个社会便激荡着嘲笑、批驳的声浪，舆论一律的末日已为时不远。在依法治国的年代，抵制强制的舆论一律，已成为公民的法律意识，因为践踏宪法言论自由权的专横，越来越不得人心。

舆论多元作为民众话语权的标志，是思想自由、表达自由的象征，在任何社会都无法压制。这种自由培育和发展为另一种同化的舆论一律，即弘扬主流民意的舆论一律。这不仅是合法的舆论一律，也是合理的舆论一律。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说：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无人反对这个舆论一律，因为这是广大民众固有的一致期望，早已同化为强大的一致舆论。要不要舆论一律，要什么样的舆论一律，这就要看它是否合理、合法，是否符合广大民众的利益和信念。这个命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韦伯看来，由命令和服从构成的每个社会活动，取决于它是否有能力建立和培养对其的普遍信念。使人们服从某种命令的动力，主要依据统治系统的合法化程度。当代法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帕金对合法性作了更全面的梳理，提出了“‘经同意而统治’乃是一切统治合法性的最终来源”[6]。只有符合公众意志及宪法的言论自由和共同信仰，才有合法的舆论一律，合法的舆论一律就是民意同化的一律。承认、尊重这个舆论一律，也是重要的舆论方针，它来自人民的心声，是构筑主流民意坚如磐石的标志。

当然，也应允许不一律的意见存在，让许多不一律的意见通过辩论和讨论最后走向意见同化的一律。如果政府要求民众持有的一致意见符合公共利益和人民的愿望，这不单是舆论一律问题，还是尊重民意、凝聚民心的问题。当下，全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需要强有力的、纯洁无私和高度组织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政治力量发展的必然，也是人民高度认同的舆论一律。因为没有其他政治力量可以代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只有落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具备高度的执政水平和拒腐防变能力，处处为人民做出表率，人民群众才会衷心接受这个舆论一律。全国人民团结在这个党的周围，竭尽全力投入现代化建设，确保我国的科技水平、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尽快赶超世界最发达的国家，也是中国人民欣然接受的舆论一律。各级各类媒体遵循民众同化的舆论一律，通过反映各种意见的讨论和协商，把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吸引到改革开放的大目标上来，更是全国人民积极、主动实践的舆论一律。

参考文献：

[1]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6：46.

[2]约翰·密尔.论自由[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34.

[3]古畑和孝.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119-121.

[4]毛泽东选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467.

[5]蔡文华.我害怕生活在一个没有谅解的时代[N].北京青年报，2014-12-25.

[6]弗兰克·帕金，马克斯·韦伯[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124-125.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