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力合璧构筑精准化对农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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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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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开展，服务的“精准化”“精细化”成为中央政府基层治理能力提升的具体表现。面对数字社会、风险社会、转型社会的挑战，农村地区的传播生态变得日益复杂，深挖社区治理力、提升平台创新力、涵养农民认知力，构筑精准、精确与可测的对农传播体系，不仅是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还是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应有之义。通过组织、技术、教育的交叉赋能，培育既“有志”，又“有智”的新型农民，为我国“三农”问题的解决提供一种媒介化的方案。
党的十九大以来，中央先后提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目标与“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把更多资源集中于基层”的号召，“精准”成为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促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路径，也是加强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的前提条件。精准传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传播效果研究，如枪弹论、有限效果论、适度效果论、强大效果论。从国内文献来看，精准传播一词最早出现在广告领域，与精准营销、精准定位等概念紧密联系。随着互联网的兴起，对“注意力”的争夺变得白热化，大数据、人工智能让精确、精密与可测量的传播再次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本文认为精准传播的本质，不是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强化自上而下的“枪弹论”或“文化霸权”，而是要构建个性化、定制化的共享平台与协商机制。
对农精准传播是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提条件，也是“精准化、精细化服务”的根本保障。然而，从数据、资源与环境三个层面观之，一些地区的“精准”仍然存在不少弊端。首先，对于农村居民的数据收集过度依赖爬虫软件，缺乏线下调研对线上数据的核实与补充，难以实现“点对点”的智能分发；其次，数字乡村建设进展缓慢，5G场景落地存在困难，具有地方性、民族性的特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开放程度较低，没有真正形成全社会的资源共享；最后，提供农村公共信息服务的场所和设施比较单一，供给与需求之间存在错位。同时，消费主义与刻板印象在社会化媒体中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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