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读书界”：文化政治视阈下的民国“读书运动”再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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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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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35—1936年，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发起“读书运动”，通过读书竞赛、学术讲座、廉价购书等活动，宣扬“读书救国”，民众读书话题引起知识界讨论。大量关于读书意义、内容与方法的文章试图向广大读者（reading〓public）灌输正确的阅读知识。左翼知识分子通过指导城市劳工的读书与生活实践，将阅读作为革命教育的重要手段。围绕“读书”，国民党政权、知识精英和出版业共同塑造着“读书界”这一知识与文化、政治与权力交织的场域。
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领域，代表读者市场的“读书界”一词频繁出现，普通民众如何读书的话题突然重要起来。1935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开展了“全国读书运动大会”。在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以下简称文建协会）的主持下，“读书运动”开展了读书竞赛、学者讲座及廉价购书等活动，提倡全国民众以读书提高知识文化水平，“奠定民族复兴运动深厚而坚固的基础”。[1]尽管“读书运动”最终惨淡收场，但知识界围绕读者大众及其阅读实践展开了探讨与改造的尝试。
《中国阅读通史·民国卷》将1935年的“读书运动”定性为国民党“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其本质是为了推销政府理念，在思想上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2]然而，“读书运动”并非国民政府在文教领域的首创。“五四”运动以来，“读书运动”以各种形式出现在历史舞台，最初，它与倡导民众阅读的文化活动并无直接关联。那么，国民党何以在1935年选择“阅读”来推行其政治主张，这与“读书运动”历史变迁之间有何种关联？
本文将在重审1935年国民政府“读书运动”的基础上梳理近代“读书运动”的起源与发展，并将其作为观察民国大众阅读变迁的主线。正如罗杰·夏蒂埃指出，大众阅读并不总是局限在孤立、独特的象征世界里发展，它往往受制并依附于主流模型和统治规范。[3]考察政府、市场和知识权威在文化生产领域对民众阅读实践的建构是不可缺少的维度。“读书运动”和读书讨论怎样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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