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致愚，脑残之虞细思极恐-新闻爱好者

娱乐致愚，脑残之虞细思极恐

作者：刘建明

来源：　发布时间：2020-12-04　点击量：3733次

收藏
微信版

【摘要】娱乐是个多棱镜，多方面反映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积极向上的娱乐提升人们的精神质量，怡情娱乐仅仅给人带来快感，而低级有害的娱乐则让人麻木愚蠢，甚至滑向犯罪。娱乐绝不会毁掉人类，如果把高雅的娱乐变成低级肮脏的娱乐，人们注定陷入愚昧，娱乐的质量也将滑向低谷。

“娱乐至死”言过其实，娱乐致愚则概率极高，凡迷恋低级无聊的娱乐，无不导致脑残。电视与网络成为高效媒体后，追星、色诱和搞笑烘云托月，抓取眼球不顾一切，种种痼疾不胜其弊。尽管“泛娱乐化”“娱乐至上”和“娱乐粗鄙化”屡屡遭到批评，但至今没有根本改观，“商业化娱乐盛宴是受众一道精神快餐”的观念，反而在某些媒体人那里日益盛行。“娱乐时代对公共话语质量的毁灭性作用”[1]，导致文化灭亡的末日即使不会出现，也会接二连三地使受众罹患脑残，其恶果让人细思极恐。

一、娱乐的多棱镜：各种娱乐无处不在

不知从何时起，娱乐胜过寝食，销魂之状不可终日。街头巷尾，麻将哗哗作响，棋牌游艺喝二吆三，昼夜不停；游戏机前人满为患，孩子们意兴阑珊；歌舞、戏曲在各地娱乐场所每天都在上演，老中青个个兴致盎然。各种娱乐都在媒体上呈现，对娱乐深入人们的生活发挥了推广作用。我们正处于万民同乐的社会，许多人总是乐以忘忧，为迎合人们的需要，媒体纷纷把民间娱乐搬上版面、荧屏和网络，从文字、图片到视频，传播大量快慰性信息，体现出媒体的特殊公益性。民间娱乐是媒体娱乐的源泉，并把娱乐升华为流行意识，披沙沥金和泥沙俱下都随影而行。

尼尔·波兹曼针对美国娱乐之城拉斯维加斯弥漫着的颓废娱乐写道：“在这里，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波兹曼揭示了西方娱乐的后遗症，认为资本主义原理中有一半是无稽之谈，所有媒体都用娱乐麻醉大众，安抚人民内心的不平，连它的经济学都是一种表演。在我国，各级党报和中央电视台成为全国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引导者，指引人们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国家而工作，病态的娱乐大都被过滤而挡在门外。但某些地方电视台和网络，常常传播污秽低劣的视频，严肃内容不过是低俗娱乐的“标配”。

娱乐作为人们追求快感的多棱镜，反映人们的各种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民间娱乐、媒体娱乐、好的娱乐和坏的娱乐、传统娱乐与外来娱乐，每天都在全国各地连绵不绝。在这面多棱镜前，透过色彩纷呈的欢笑，人们看到人间的喜悦和悲哀、各种爱好和陋习、生活的朝气和阴暗、社会的进步和落后、人的向往和守旧、人的善良和丑恶，种种“无稽之谈”也被大量受众所钟情。2020年的春节小品《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对防止有害垃圾污染、保护自然环境很有教益，一个个“包袱”引人发笑。但插入垃圾分类监督员——街道的老头、老太太调情的细节，引起观众不停地尖叫“亲一个，亲一个，亲一个”，搅起台下一片喧闹。《快乐男声》的一场直播，评委之间发生龃龉，抛扔耳机，面对观众甩出秽语：“现场是一个马桶，就是大便。”引起全场大笑。每到黄金时间，各种说唱、洋相、杂耍和斗嘴在多家电视台登场，杂乱的哄闹震耳欲聋。

传统的民间娱乐迥然不同，不仅丰富多彩，而且千年不绝，表现出的艺术审美感和豪放个性，往往招来人山人海的围观。每逢传统节日到来，各地民众表演歌舞戏曲、斗狮赏灯或龙舟竞赛，充满浓郁的喜悦和祈福纳祥的理念。民间娱乐也有糟粕，某些地方在娱乐中烧香拜佛，弑血祭神，展示迷信津津有味。东北人喜爱“二人转”，有些剧目至今还在演唱黄色段子，许多自嘲、自贱的动作让严肃的观众感到作呕。电视台播出这类节目，为彰显所谓民间的传统文化，对迷信场面和不雅动作，往往使用长镜头和特写镜头，过分渲染民族文化的负面。

改革开放之初，收录机进入千家万户，年轻人唱起流行歌曲，跳起迪斯科舞，西方娱乐渐渐渗透进来。20世纪80年代，爵士乐和摇滚乐在几个大城市崭露头角，油头粉面、生机勃勃的青少年在吉他、钹鼓和贝斯的伴奏下，节奏强烈地表达慵懒奔放的情愫。霹雳舞、国标舞、狐步舞和肚皮舞也先后登上我国舞台，迈克尔·杰克逊开创的边唱边舞的风格，在内地部分青年中找到知音。各地对这类节目的演出一律开放绿灯，中央电视台和多个大城市电视台都举办过这类节目的比赛和表演。2019年国际奥委会（IOC）全会一致通过将霹雳舞列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项目。我国对外来娱乐的开放态度，符合今天世界精神文明的潮流。由于西方的流行歌舞缺乏柔美的意境，始终没有闯进我国娱乐的主流，而花样翻新的广场舞，把娱乐和健身结合起来，从城市到乡村，每天都在风行不止。在娱乐的多棱镜中，蒙藏等少数民族的歌舞显示出特殊魅力，在全民娱乐中灿烂夺目，草原雪山的优美歌声令人陶醉。电视、网络和广场舞场大量地播放这类优美旋律，许多调式和音节装饰被各族群众所喜爱，民族的传统娱乐越发大放异彩。

网媒是一面名副其实的社会之镜，那些最美和最丑的画面和声音在网上历历在目、响遏行云，大都被赋予怪异妖娆的形式。年轻人早已被智能手机绑架，一有闲暇，专注于手机游戏或各种视频。社交媒体上很多内容都有涉镜成趣的色彩，把众多网民圈为各自的铁粉。在全民娱乐中，央视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或缺，1983年央视推出的春晚已成为全国和全世界收视率最高的节目，把全民欢乐推向高潮。央视的综艺频道和各类全国巡回演出，汇集了中外各种艺术形式，承载中华民族奋斗历程的宏大叙事。它播出的无论是优秀戏曲、原生态歌舞，还是影视剧和各类语言节目，在各族群众中广为流传。娱乐不仅是一个国家的文化形态，也是民族物质生活的标志，生活富裕是全民娱乐的动力。各族群众的物质需要日益满足，开始追求快乐和审美价值，关注洋溢着人性光辉和人文关怀的笑的力量。

二、性质不同的娱乐，向人注入不同的精神素养

幸福感驱使人们投入娱乐，但分清什么样的娱乐，正确选择娱乐内容才能心悦神怡。人们通常认为，产生快乐的活动和表演都是娱乐，它提供的是“一个欢乐的平面”。[3]实际上这仅是娱乐的外在标志。娱乐准确的定义是：人类追求欢愉、轻松和快慰的精神活动，让人赏心悦目、求善求美，激发耄安稚嬉、文理俱惬的情感。获得美感、安闲和睿智，提振精神生活的质量，是娱乐的本质。由此引申出三种不同的娱乐，即高雅娱乐、怡情娱乐与低级娱乐。前者有陶冶性情、培植高尚理念的价值，比如看一出好戏，除了欣赏优美的唱腔，还能认识剧中人物的善恶和某些道理。怡情娱乐只是让人赏心悦目，引人发笑，没有什么思想意境。怡情娱乐在文艺演出中占有很大比例，为博得人们开怀大笑，提供忍俊不禁的笑料在相声、小品或地方戏曲中，往往成为主要内容。为迎合人们悠闲安乐的需要，电视和网络经常推出这种娱乐节目，因为大多数人在工作之余需要放松，捧腹大笑有助于恢复体力和精力。低级娱乐除了追求心情欢畅，以逗笑、取乐为目的，还包含贬低人格、粗鲁侮辱、淫秽下流等有害内容，从而损害人们的精神健康。严格说这不是娱乐，而是我们常说的“恶搞”“攻击”或“恶作剧”。

社会心理学上的娱乐概念，主要是指满足人类精神需要，传播寓意积极的娱乐品，熏陶受众的文化素养和情趣。正如美国传播学者所下的定义那样：“娱乐被看作是表现喜怒哀乐，以自己或他人的技巧给接受者带来喜悦，并带有一定启发性的活动。”[4]“启发性”，正是精神生活积极性的一种表现。没有娱乐的媒体，在革命或战争年代尚能被人们接受，在和平岁月却是不正常的，但低级娱乐从来不是严肃媒体的主旋律。17世纪初，西欧先后建立了豪华剧院，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露天娱乐场被庄严的娱乐空间所代替，此时出现的各种画报（illustrated〓onesthey）被认为是媒体娱乐的开始。[5]在印刷媒体刚刚流行的西欧，报刊上的连环画、图片、故事除了诱导人们对上帝的崇拜，常常刊载内容生动、情节惊险和曲折的真人真事。这类内容既有新闻性，又有积极的娱乐意义，被欧洲学者视为最早的报刊娱乐品。当媒体具有商品性，主要靠受众市场生存时，印刷媒体的娱乐崇尚“狗咬人”之类的“耸人听闻”。进入19-20世纪，广播电视上的音乐歌舞、滑稽电影、情景喜剧和体育竞技使社会娱乐的声势波澜壮阔。

媒体娱乐不同于人们亲自唱歌跳舞的自娱行为，而是感官享受的快乐，无一不影响受众的心态，甚至增进或消磨人的生理机能。媒体的高雅娱乐渗透委婉的理性，无论戏剧、小品、音乐还是游戏，即使触及情爱内容，都给受众某些正确的指引。它或者引起人们捧腹大笑，或者滋润人的情感，或者让人产生愉悦的心境，但无一不充满纯真的浪漫和发人深省的悟性。高雅娱乐往往激活人的理性，促进理解力审美意识的提升，对生活现象产生新的见解。尽管这种见解一时可能不完整、不全面，甚至包含一些困惑与疑团，但在朦胧的意识中能够领略事物的美丑和是非，在润物无声中有益智的作用。许多优秀娱乐品，给受众注入美感和笃艺，胸怀豁然开释，以至形成某种爱好。有的专门呈现奇闻轶事或人间的悲欢离合，以真知和道德完美培育人的良知，激发人们追求理智、科学和真理的勇气。

高雅的娱乐无须糅进空洞的说教，即使表达某些政治倾向，突出的也是鲜明的艺术感和快乐感。以战争、历史或政治事件为题材的影视剧，在鲜明的政治内容或演绎历史进程中，主要彰显某种政治观念，并不是娱乐品，而是宣传剧、（真实的）历史剧或政治教育剧。我们看抗日影片《血战台儿庄》、抗日连续剧《壮士出川》等，绝不会有什么愉悦，怀有的恰恰是历史沉痛感和对敌人的憎恨。富有高雅娱乐的影视剧和歌舞，必然不可缺少亮点和正能量，主要是唤起人们的快感，又能给大众输送希望、自信和前进的力量。仅仅刺激受众的感官，掀起狂热或傻笑，不仅无法展示人生的智慧，偶尔激发出来的欢笑也是苦涩的。爱国情、道德感，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义务感，是每个人积极向上的动力，大量媒体娱乐应当体现这类精神教化功能。优秀的娱乐作品绝不生搬硬套政治口号，强行灌输政治概念，把它同政治教育混为一谈，而是运用引人入胜的艺术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心灵。

同高雅娱乐相反，低级娱乐以寻欢作乐为宗旨，高帅富和白富美常常卿卿我我，喜眉笑眼，玩得痛快。正如某卫视台播出的《爱笑滑溜溜》节目，一群装束华丽的少男少女在22.5度倾斜的房间里跑来滑去，无法站稳，不是侧身倒地，就是仰卧摔在地上，几个人滚在一起，个个大笑不止。这种场面持续十多分钟，除了无聊的嬉笑，没有任何值得玩味的风趣。此类庸俗的调笑方式，再夹杂下流猥琐的行为，以阴阳怪气、刁钻撒泼的恶言秽语戏弄人，只能向受众灌输丑化他人的技巧和不良嗜好。一些娱乐节目的策划和表演者误认为，娱乐可以随心所欲、没有底线，只要引人发笑就是成功。更严重的是，一些低级娱乐“集纳社会阴暗面、炒作无聊信息、调侃严肃话题，恶搞优秀传统、亵渎文化经典、调侃崇高精神和追捧西方生活方式”[6]，不断腐蚀人的“三观”，最终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三、低级娱乐让人愚笨，让人堕落

低级娱乐具有普遍杀伤力的是那些摒除智力因素的笑谈、表演、影视剧和游戏。长期迷恋这类娱乐，思考力被削弱，大都成为弱智者。据《华西都市报》记者刘俊介绍，沉迷于偶像剧可能影响人的正常思维，成为脑残。奥地利林兹大学心理学家马库斯·艾派勒发现，偶像剧相对简单化的社会背景和“脑残”的对白，降低了观众的思维和判断力。马库斯·艾派勒做过一个实验，将参与实验的人分成两组，同时做智力题，然后一组看偶像剧，另一组看高智商美剧。看完后再做智力题，看偶像剧的一组答题速度变慢，分数下降，看美剧的一组成绩不变。大连联合心理诊所王东玉咨询师认为，初高中的孩子比较喜欢偶像剧，他们看电视剧时通常不思考剧情中的是非，沿着剧情的缓慢发展养成遇事不动脑的习惯。偶像剧看得太多是否会变成“剧傻”，取决于剧中内容是否足够“愚蠢”，观众是否认同这种愚蠢，并且沉溺其中。“多数‘剧傻’往往随着观看停止，刺激被切断，在一定时间内恢复；而有些人长期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剧傻’持续的时间就会变长，影响他的正常思维方式和处事方式。”[7]

乐极生悲是条规律，纵乐致愚、酣乐致腐，绝不是危言耸听。过度的娱乐，则欲望颓靡，感知麻木不仁。网络游戏让人心浮气荡，在困难面前往往一蹶不振。过度娱乐即或得到某些快乐，却丝毫没有理性的光泽，对家庭和朋友的温情渐渐淡漠。长期专注于某种娱乐，对社会生机嗅觉迟钝，表情与行为迟疑呆滞。电视上那些跟随明星歌声挥舞荧光棒的观众，看其发呆的目光，大多数人不是在体验旋律的优美或晦涩，而是像机器人一样机械地晃动发光塑料管，面部毫无生气。

有关男女情感的娱乐，展示美女少妇、淫词狎语，青少年的心灵受到冲击。手机里的短视频常有半裸的女人媚眼频飞，抖动腰肢，发出低沉的淫叫。男女演员说学逗唱，搂搂抱抱，种种不雅之举充斥荧屏。这种“狂欢化、低俗化和屌丝化”的色情内容，被称为快餐文化，屡屡受到喝彩。翻开一些报纸杂志，不堪入目的文字和图片扑面而来：《美女教师强暴男生》《色狼劫财劫色出现转机》《站街女棒打无情郎》《明星的婚外情翻空有变》，如此噱头新闻豁然登上版面，使内容严肃的报刊在报亭前少有问津。大量文学作品也以美女为核心，总是离不开“卧榻宵床”“拨云撩雨”的细节，淫乐情节让人心荡神迷。许多青少年留恋黄色网站，长期接触这类娱乐，最终走上犯罪道路。“淫秽录像引诱9岁幼女勾引男性”“16岁少年强奸6岁女孩”“女生网上交友遭遇凶猛色狼”“中学生把表妹骗到家中多次奸淫”“新东方教室17岁男生奸杀案”……此类青少年犯罪连连发生。一项研究报告显示，30.3%的未成年人曾在网上接触色情等违法、不良信息。[8]据某法院统计，审理的69件青少年犯罪案中有40件与网吧、娱乐场所有关，占总数的60%。[9]

网络进入千家万户后，游戏成为大众文化的器物，游戏者长时间目不转睛，对生活美景视而不见，生命的价值被消弭。虚拟的网络游戏提供“奇思幻想”的“极乐世界”，让人的快感无法抑制，但同时也向人脑渗透暴力、淫秽、邪魔。着迷于网络游戏的青少年，沉迷于厮杀或妻妾成群的快乐，区分高尚与低俗的能力日渐丧失。他们的大脑空空，异想天开，甚至产生杀人越货的苟欲。纵乐至愚至恶，绝不是人的本性，而是被邪恶文化控制、操纵的结果。

有些游戏渲染不择手段地追求金钱，引发人们的占有欲，向人注入孔方拜物教的阴魂。“网伶”们利用线上线下互动，收取“土豪”粉丝的“赏钱”，一晚可达几万、几十万元。主播颜值好的，唱歌跳舞、谈东论西，一旦博得人们喜欢，粉丝就大把大把向他们的账号打款。为了投合粉丝的兴致，一些主播半裸半透，卖弄风骚，挑逗观众掏钱。“粉丝托”设置陷阱首先打赏，引诱无知、激动的孩子把家长的钱偷偷送给他们。2018年南通的一位母亲悲痛地对记者说：“我要起诉这家网络公司，一直告到它破产！”她的13岁男孩在玩了一款名叫“吃鸡”的游戏后，从四楼跳下身亡。[10]网络敛财的行径长期没有被司法界视为诈骗，对其绳之以法。直到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才提出追讨未成年人“打赏”的款项，要求游戏运营商把好网络付费关，严惩利用网络谋取非法之财的行为。

四、痴迷于娱乐，意志消沉，奋发精神被蛀空

一旦娱乐在社会生活中占的比重过大，许多人都想在娱乐中打发时间，即使是业余时间，也会丧失高远的人生目标。一个人把娱乐看得十分重要，在电视机前和网络上消磨闲暇时光，自然不会去学习知识，思考社会问题和自己的行为准则，这样的人意志消退，奋斗精神渐渐泯灭。

我国还没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多数工人农民仅仅实现了有衣有食，国家提出“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尽快让全国人民过上富足阔绰的生活。每个公民，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都需要不断学习、钻研业务，工作精益求精，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作出贡献。一个发奋图强的社会，是人人努力学习的社会，也是很多人善于发明创造的社会，而不是歌星影星流光溢彩的社会。现实社会并不排斥娱乐，我们仍然需要娱乐，这是精神生活丰盛和全面发展的标志之一。这种娱乐需要如果蕴含积极意义，不仅能激励人民发奋图强，同时也会让人们得到多种多样的艺术享受。麻醉人民，销蚀他们的奋斗精神，恰恰是某些西方政治家、传媒控制者设置的娱乐骗局，“奶头乐”就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娱乐观。

2020年8月，某百科全书增加了“奶头乐”（tittytainment）词条，把资本主义制度推行低级娱乐的特点和目的，做了清晰、简要的介绍。[11]35年前美国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阿比尼耶·布热津斯基建议用娱乐消除大众的不满，让他们感到生活始终是美好、快乐的。布热津斯基把“娱乐”和美国俚语的“奶头”两个词结合起来，创造了“奶头乐”这个概念，比喻当民众不高兴、发泄愤怒时，“立刻把奶头（娱乐）塞进幼童的嘴里”，幼童（下层民众）就会安静下来，不再哭闹。布热津斯基强调，要有足够的娱乐和足够的食物让世界上80%的边缘人群保持良好的心情，媒体应当每天大量、主动地向大众供给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比如网络、电视娱乐和游戏），填满人们的生活，转移他们对自身生活现状的不满。他提出，这类娱乐品包括：一是发泄性的，即开放色情业和各种游戏赌博；二是满足性的，拍摄大量肥皂剧、偶像剧，报道明星的趣闻，播放真人秀节目等；三是内容无须动脑，不用思考，防止大众形成理性思维。“奶头乐战略”的终极目的是，诱使民众的目光远离现实生活，阻止他们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抑制他们维护自身权益的冲动，以便顺从少数富人和国家当权者的统治。

提倡没有理性的娱乐，是蒙蔽大众绝妙的手段，这样，可以让民众在被奴役中感到快乐，使当权者愚弄和剥削民众一帆风顺。在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社会，为少数人服务的媒体不是在行骗，就是在向民众的头脑注入麻醉剂。正如布热津斯基分析说，在当代全球化社会，全球资源只能供养20%的人口，其余80%的人将成为无用的累赘，其反应和抗议必须受到控制。谁也改变不了这个“20∶80”现象，新的办法就是“将平庸和庸俗的娱乐、智力财富、宣传、心理和人们身体需要的物质营养等因素结合起来，既使人感到满足，又使其在决定其命运的少数人的独裁者面前保持镇静、长期焦虑、顺从和服侍”。[12]对此，西班牙作家加布里埃尔·萨拉（Gabriel〓Sala）在《反对当代的愚蠢》的小册子中指出：“奶头乐是有史以来提供的不在场证明的最好办法，它是一个棱镜，通过它我们观察到的世界是，统治者对其采取的策略不感到内疚，也不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萨拉进一步指出：“娱乐是一种被证明最有效的方法，用以掩盖一种日益令人无法忍受的现实。面对两极分化的社会，一切有良知的人为大众找到一条出路需要付出现实的努力，这些人保持着某种尊严、自尊和对人类的热爱。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作为控制多数人和使少数人受益的一系列规范是让人们永久地自我约束。这种方法不断完善，到今天即在21世纪初，奶头乐的方法已经成熟和健全了。”[13]可见，即使怡情娱乐，如果占的比重过大，民众在业余时间总是哈哈傻笑而不考虑国家的前途命运和自己的处境，也是一种麻痹与自我欺骗。

我国的泛娱乐化倾向虽然不同于布热津斯基的“娱乐麻醉”，但某些苗头仍然值得警惕。前些年某些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经常举办隆重的庆典活动，邀请明星现场演出，短短几分钟的出场费竟达几万元或数十万元，为娱乐圈输送了很多富豪。打着庆典或招商引资的幌子举行娱乐晚会，一台节目花费数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引起很多人的愤愤不平，消极情绪在各地弥漫。[14]但组织和参与这种娱乐的人，没有意识到公款演出是公开地打劫公共财富，歌舞升平掩盖了官员的乱作为和社会的严重不公。若不是十八大后中央严厉制止“政府拿公款请明星演出”[15]，那么各地相互攀比谁请的明星名气更大、晚会办得更豪华气派，就会把人民币慷慨地撒向明星，此风气将一发而不可收。有出资人的商业演出则另当别论。高片酬、高出场费来自演出市场和富商投资，自然无可指责。但刻意抬高明星身价，让许多人产生巨大心理落差。当某些明星偷税漏税、卖身求荣、包养情妇或赌博吸毒的丑闻传出时，不仅是对娱乐圈的毁灭性打击，也让民众清醒认识到三种娱乐的不同后果。

低级娱乐不应是媒体盈利的土壤。但时下仅以“一笑倾城”吸引受众和广告商付费，已成为媒体及娱乐界的毒瘤。富有高超艺术性和教化性的娱乐品才能博得人们的厚爱，它的市场价值不可估量。但今天的媒体人和演艺界浮躁异常，难以沉下心来精雕细刻精品，所谓“新鲜激情、哗众取宠”的创作理念完全走歪了路子。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引用赫胥黎的话说：“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16]然而，人们不是被喜爱的东西所毁灭，而是人们抽掉了热爱的东西的灵魂，改变了它的性质，这自然会碰得头破血流。娱乐绝不会毁掉我们，如果把高雅健康的娱乐变成低级肮脏的娱乐，我们注定要陷入愚昧，娱乐的质量将滑向低谷。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感言推荐[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2]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感言推荐[M].章艳，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3]周树华，叶银桥，徐杰.娱乐和社会的心理功能：中西方研究的现状与前瞻[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10）.

[4]Bryant，J.，&Miron，D.（2002）Entertainment〓as〓media〓effect.〓In〓J.Bryant&D.Zillmann（Eds.），Media〓effects：Advances〓in〓theory〓and〓research（p.549–5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