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论舆论时，常常忽视其主体作用，有时把没有公众的意见视为舆论。1958年9月15日张春桥曾发表《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由于某种压力，全国大小报刊不得不转载，有人称“顷刻，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舆论震动举国上下”，“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1］实际上，对这个艰深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当时除了发表持有不同意见的20余篇文章外，全国工农大众和知识界一片缄默，“举国震动”和“很大反响”都是子虚乌有。没有公众的舆论，只能是“一言堂”或“舆论泡沫”。作为舆论主体的人，在舆论传播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公众、舆论人的言说，到舆论领袖的深刻见解，三级舆论主体构成舆论的行动者。

一、公众：舆论的基础与支撑者

社会舆论的第一级主体是公众，所以西方把舆论称为“公众意见”（public　opinion）。当公众的看法越来越一致并取得数量优势时，社会舆论便开始萌芽。人们在社会活动中交流观点，是为了寻求和取得共识，社会共识一旦达成，参与的无数个人便凝聚为公众。公众似乎是舆论大厦的基础，没有他们的呼应和支撑，舆论就不存在。

英语“public”（公众）这个词是从拉丁语“populus”(人)来的，意味着经常有很多人出没一个场所相互交谈，养成一种流行的公共习惯。[2]所以泰勒指出：“公共就是指整个社会或者属于社会的，能够成为社会共有的设备、组织和场地等。”[3]《牛津拉丁语词典》对“public的解释是：A.经常共同使用一个场所；B.公开露面，公开交谈；C.站在共同的立场上表示态度。[4]对于早期使用拉丁语区域的人（例如雅典人）而言，在公共场所发表高论，能把他推入极高的赞誉或极为严厉的斥责声中，立刻融入公众或站在公众的对立面。

到15世纪中叶，活字印刷为大众阅读书刊提供了手段，印刷厂、书籍、报刊的增加，使新思想和公众的看法向广阔的领域扩展。进入文艺复兴时期，公众的议论被视为奇妙无比的力量，因为公众的意见使暴君在他的宝座上瑟瑟发抖。斯密特（Schmitt）写道：“公众的光亮就是文艺复兴的光亮，一种从迷途、幻影和野心诡计中走出的解放。在文艺复兴的专制中，公众意见扮演了纯粹的矫正物。”[5]18世纪的公众是有知识、有公民权的大众，在开放空间交流意见，咖啡店、酒吧、讨论会、帮会等不再被国家与教会干涉，公众为追求共同利益、知识和兴趣聚集起来，产生了公共图书馆、演奏会、沙龙等公共活动。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1762年出版的《社会契约论》一书中，（我们至今看到的）首次将“公众”和“意见”两个词联结起来，创造了一个新语汇“Opinion Publique”（法语，即公众意见）[6]。

1962年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公众意见形成于公共领域的理论。公共领域，首先意指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意见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7]34哈贝马斯还指出：“公共领域说到底就是公众舆论领域，它和公共权力机关直接相抗衡。”[7]2随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发展，公众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他们不仅自由地表达意见，而且还为捍卫自我权利，由权力的统治对象变为公共权力的建构者。

公众是社会舆论的发出者、承载者和表达者，这个第一级主体不仅使舆论每天都在督导权力，而且使公共领域遍及社会。公众不在某个组织及其机制中，而是不经组织则有一致意见的大众。尽管绝大部分成员互不相识，但意志相同；尽管他们的见解也有许多差别，但核心观点的从众者则山呼海应，矢志如归。作为独立的集合人格，公众不再有奴隶身份和对统治者的依附，随时关注自身的命运，自愿结合为整体表达对公共事务的主张，具有一呼百应的行为能力。公众的主体性发挥得越充分，社会思潮越活跃，社会就更加富有生气，舆论也就表现出整体力量。任何舆论都有两个最基本的元素——公众和他们的意见，否则就是舆论泡沫。

现在有一种“媒体舆论”的说法，即大众传媒发表的意见也是舆论。如果媒体意见没有得到公众的赞同和呼应，就会失去主体的支撑，只能是媒体意见。即使千万种媒体发出同一种声音，连篇累牍，势如燎原，公众不理不睬，甚至嗤之以鼻，这种意见也不过是舆论泡沫。“四人帮”控制全国媒体时，制造了很多这种舆论泡沫，今天，在历史之境前已昭然若揭。

公众建立了情感与意志联系，跨越互不相识的界限，发出的共同呼唤注定形成咄咄逼人的声势。在同一信念的支配下，公众有明确、共同的表意目标，因而从众汹涌鱼贯，内心的感应炽烈，热情激荡，牢牢打下社会舆论的根基。公众具有整体性、不相识性、相互感染性、参与公众事务的主动性和发表意见的踊跃性，如果他们的意见符合全民利益，就会一步步推动舆论的高涨。公众不是预先形成的，而是因共同问题的产生，又因共同问题的解决而消失，不断变换言行的向度和汇聚结构。而大众、群众则不同，只要有政府、官员存在，大众、群众就总是存在的，不会消失。公众舆论的蔓延，舆论态势的扩大，都是公众意志互动的结果，表现出整体观念的集群化和紧迫感。

二、舆论人、舆论圈与舆人

当某种意见得到较多人的赞许，社会沟通就在若干人中间进行，出现了议论圈，这标志着个人意见正在转变为公众意见。公众意见处在讨论阶段的特征是：1.以辐射的方式向四处扩散，在具体场所出现多人聚议，街谈巷议随处可见；2.意见讨论的范围不断扩大，出现了不同形式的、有组织的社会沟通，诸如论坛、沙龙、各种小型会议，直至发展到大型集会；3.多数议论圈中总有一个或几个主动发言并善于言谈的人，发挥引路和鼓动作用，他们被称为舆论人；4.公众的议论或讨论进入网络、报刊等大众媒体，很快风靡整个社会。

议论圈又称舆论圈，由少至几个、多至十几个人聚合在一起交谈，是一级舆论主体——公众的初级活动。舆论圈是自发形成的，若干人对议论的话题表现出兴趣，自愿聚合共议，成为民间舆论的主要形式。舆论圈之所以出现和不断扩大，因为在每个舆论圈中都有一个积极、主动和活跃的发言人，即舆论人。

中国古代，舆论人简称为舆人。《周礼·考工记·舆人》中说“舆人为车”，指“驾驶车辆的人”，后来与车有关的各种人都通称为舆人，如车夫、随车师卒和差役。春秋后期，舆人——爱发表意见的人越来越多，“舆者，众也”[8]，先后出现了“舆人诵之”“舆人之谤”“舆人之谋”的说法。积极发表意见或向国君进言的人，有的颂扬国政、献计献策，有的散布流言蜚语，攻击时政。《国语·晋语三》中有：“惠公入，而背外内之赂，舆人诵之。”《左传》记载，子产执政郑国，“舆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繁殖)之”。秦国宰相李斯评价这类人说：“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9]进入战国时期，传播舆论成为一种职业，出现了专职的舆论人，代表国君、贵族或豪杰，游说四方，鼓吹思想说教，被称为说客。

舆论人分布在社会底层，都是能说会道的“好事之徒”，一有风吹草动就到处“活动”。他们往往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比如一个人既是科长，又是学生时代的班长，还是社区的楼长，以特有的社会关系和威信，在不同范围把个人知道的事件和意见向熟人诉说，使意见传播的空间不断扩大。有些舆论人听命于舆论发动者的部署，充当民间宣传家，扮演“大造舆论”的能手。衡阳贿选的发起者和推动者，唆使一些舆论人对参选人大代表的企业家私下说：“×总，你不懂选举文化”；“上届当人大代表的行情是千元一票，这届要涨才能选得上”；“为了当选，县镇村上下都要打点，候选人一般要向选区内十来个行政村书记、村长各送3000，村小组长送1000，然后小组长会挨家挨户找村民签字投票，一般都能搞定。”[10]舆论人散布的这类言论，似乎在大造“贿选正常”的舆论。舆论人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是因为背后有人指使，或对贿选的信念坚信不移。

战国时期各国列强都有养士之风，把能言善辩的舆论人招揽至门下。齐国的孟尝君田文、赵国的平原君赵胜、魏国的信陵君魏无忌、楚国的春申君黄歇、秦国的文信侯吕不韦都养食客达3000多人，集各学派于一室。他们认为“坐而论道”的作用不大，四处奔波，周游列国，“上说下教”才能笼络人心。有的“裂掌裹足，日夜不休”。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孟子·滕文公下》），到处摇唇鼓舌。《淮南子·泰族训》说：“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化之所致也。”墨子门下的180个舆论人都有异常的感染力，个个言论感化人心，遇到危险还不惜拼命，可谓文武双全。

到汉魏，许多城镇建有宫殿、亭榭与馆舍，儒士说客在这些地方议论朝野，谈天论道，出现清议风潮。史书记载：“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后汉书·党锢列传》）这同16至17世纪的西欧十分相似：私人社团、学术协会、阅读小组、共济会、宗教社团“自发聚集在一起，剧院、博物馆、音乐厅，以及咖啡馆、茶室、沙龙等对娱乐和对话提供了一种公共空间”[11]。作为社会舆论的二级主体，舆论人维系舆论的生命力，大有推波助澜的舆论功效。

舆论人的诉说不仅在传递意见，同时也在补充、发挥和深化某种观点，正是他们在广大公众中的出没，社会舆论才能持久活跃。在各时代，舆论人中都会涌现一批不怕牺牲、勇于发起言论冲锋的人，作为舆论的“骨干”和“突击队”，使公众意见快速流动或达到高潮。在今天我国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舆论人成为社会和谐的推动者，即使如此，一旦发生重大事件，仍有大批舆论人活跃在街头巷尾。各级组织和行政部门都配有思想工作者，他们常常奉命找人谈话，上门做思想工作，达到沟通思想、提高认识的目的，成为负有行政使命的舆论人。

三、舆论领袖：意见生产者的历史鉴证

公众舆论的大规模形成，需要精英人物的引导，将局部舆论演化为社会舆论。这类精英人物就是舆论领袖。舆论领袖（opinion leader,又可译为意见领袖、舆论引导者）是社会舆论的高层主体，处于第三级地位。舆论领袖发表意见不仅引导舆论，更重要的是生产意见，提出系统性、指导性的观点，对社会问题作出高于大众认识的阐述，因而能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在《个人影响力》一书中说，信息传播存在“二级传播”现象，承担“二级传播”使命的是“舆论领袖”：媒体把意见告知和说服一些舆论领袖，属于一级传播；舆论领袖转而说服广大公众接受媒体的意见，完成二级传播流程。[12]

这一结论有很多疑问。如果舆论领袖扮演二级传播的角色，那么是谁扮演了一级传播的角色呢？卡茨和拉扎斯菲尔德认为是媒介。进一步追问，又是谁把意见传给媒体的呢？依据常识我们知道，媒体上大量重要的见解除了由著名编辑记者提出外，主要是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著名记者也是精英。这些舆论领袖首先把意见告诉新闻媒体，然后由媒体再传播给大众或大众中的舆论人。舆论领袖是意见的生产者，不是媒体支配他们重复媒体的意见，而是他们的意见左右媒体的报道。在多数情况下，正是舆论领袖给媒体提供意见，成为舆论的一级传播者。拉扎斯菲尔德在1944年就提出的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实际的。

舆论领袖大都是政界的名人和各领域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真知灼见赢得公众的信任，推动了社会舆论的发展。作为公众的代言人，舆论领袖的系统见解指引人们认识深奥、复杂的问题，成为社会舆论的灯塔。舆论领袖能够生产意见，具有崇高的社会威望，而舆论人则是积极传播意见的人，常常贩卖意见领袖的思想，充当意见领袖、媒体同广大公众间的思想联系人，是真正的舆论二级传播者。

在各国的社会进程中，特别是在历史转折关头，都会涌现一批舆论领袖，创造各种学说和理论，推动历史的车轮。他们不是在舆论圈中发表意见，而是著书立说，或在大规模群众集会或会议上演说，把重要的思想告诉人们。作为人之心智，思想是对挫折或光明的理性阐述，指引社会走向坦途与光辉。明清思想家李挚、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提出反对君主独裁的民本思想，启蒙了一代知识分子——当时的舆论人。孙中山倡导民族独立、民权和民生，指出振兴中华、民有民治民享的必经之路，唤起反清斗士的舆论热潮。毛泽东及老一辈共产党人，发出推翻三座大山的宣言，工农大众振臂而起，终于带领中国走出历史苦难。邓小平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深得民心，使国家与人民走上富强之路。这些中国舆论领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13]，成为社会变革的开辟者。舆论领袖都借助大众传媒传播自己的思想，甚至创办或主持报刊工作，把人民吸引到光辉思想的旗帜下。

在历史上，有过各种意见领袖，有正义、真诚和真理的捍卫者，人民跟随其改造社会；也有大逆不道、造谣污蔑、巧舌如簧的骗子与恶棍，蒙蔽小规模的众意恭维其身。历史是无情和严峻的，对他们的言行与作用最终会做出公正的鉴证：他们究竟是人民的救星还是灾星！在媒体上，各类舆论领袖展开激烈的博弈，思想交锋激起舆论对撞。许多媒体慷慨激昂，为公理陈词，为痛苦呐喊；有的媒体板着面孔，发出虚伪的劝诱或阴沉的威胁。报纸上留下各种舆论领袖的面孔与踪迹，容量恢弘的新闻把一切都记录在案。报纸并不怜悯他们是否无地自容：连绵不绝的报道使假相露出赤裸的躯体，貌似真理的言论被扒去伪装，媒介运动揭示了真实新闻之“真”，也把虚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翻阅往昔的报纸，一切开历史倒车、专横凌虐的意见领袖都对新闻的“真”垂头沮丧：谎言、煽动、残暴、伪善、愚昧的鼓吹，都被历史所揭穿，作为生活之“真”被报纸记载下来，再也无法抹掉。从这一意义上看，报纸上没有假闻，因为假闻之“假”被真实地记录在报纸上，历史的舆论之真始终回荡在报纸的版面上。

杰出的意见领袖具有精辟的判断和分析力，常对现实问题发表深刻的论断，钟爱与体恤人民。意见领袖必须是雄辩家，具有演说的天才，用自己的言辞与满腔热情说服公众。意见领袖具有博大的胸怀、一语破的的洞见和维护公众利益的决心，使他们成为大众传媒追逐的对象。当他们以宏大的思想、感人的谈吐出现在大众面前时，其神态和魅力立即引起公众的注意，唤起热烈的响应。意见领袖不是华而不实的巧言令色者，没有知识，缺乏理论头脑，思想浅薄，满嘴空话、套话，让大众在失望中报以冷漠。真正的意见领袖用人民的语言，唤起社会觉醒，引导公众和舆论人用正确的意见筑起民意的长城，凝聚为巨大的创造力，不断开辟社会前进的道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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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Glare，P.G.W.(Ed.)(1982)Oxford Latin dictionary，Oxford：C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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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144.

[9]史记选注[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1.

[10]黄玉彪.举报贿选这一年[J].南方人物周刊，2014-01-12.

[11]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问题的答问[J].梁光严，译.社会学研究，1999（3）.

[12]Katz，E.，Lazarsfeld，P.F.(1955)Personal influence：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zhe Flow of Mass Communication，Glencoe：Free　Press，p.133.

[13]列宁全集（第５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26.

（作者为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