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缘起   《剪灯新话》是我国明代文学家瞿佑的代表作，虽在明代正统七年（公元1442年）被官方划为禁书[1]，但由于明代禁书力度较弱，加之《剪灯新话》作为艺术媒介的可读性强，因此该书在民间仍广为流传。后来随着通俗小说的发展，《剪灯新话》中许多作品被其他文学形式和作品吸收取代，逐渐被人们遗忘。然而，相比国内，《剪灯新话》在海外的传播效果却持续向好。《聊斋志异》是我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的代表作，该作品完成后没能立即得到刊行，最初的受众大多是作者的亲人朋友。[2]直至蒲松龄去世后，他的好友赵起杲于1766年将小说刻印出版，才有了最初的完整印本，即流传最广的青柯亭本。[3]此后《聊斋志异》不断得到翻刻，何守奇、吕湛恩、但明伦和冯镇峦等人为其做评注[4]，使《聊斋志异》在国内逐渐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聊斋志异》的海外传播较为滞后。《剪灯新话》明朝时期就在海外产生了破圈的传播效果，而《聊斋志异》则到20世纪以后才逐渐引起海外受众的关注。两部作品除了存在创作时间和艺术价值上的差异之外，其文本作为艺术媒介在海内外制造的传播轨迹大相径庭。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成就的？ 为了深入理解经典文本作为艺术媒介所实现的传播效果，则需考释该文本的传播机制，包括其“传递、散播、流通、蔓延、繁殖”[5]的过程。这涉及文本在何种媒介载体上的传播，以及这一过程如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