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民族志（Ethnography）是马林诺夫斯基开创的一种人类学研究范式。从词源上看，“ethnos”意为“人群”或“民族”，而“grapho”意为“书写”。因此，对特定族群的书写和描述是民族志的天然“领地”。传播学在方法论层面博采众长并不奇怪：比如拉扎斯菲尔德偏爱使用的问卷调查法来自社会学和心理学，而用来阐释新闻话语的批判性话语分析则源于费尔克拉夫的语言学旨趣。相对其他“舶来”的方法，民族志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界引起的争议最大，受到的关注最多：支持者们将它视为走出“方法失灵”困境、解决学科合法性危机的“良方”；反对者们则指出讲故事不等于学术研究，学者不应对冠以民族志之名的叙事抱有太大的好奇。[1]无论如何，民族志方法在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当中的比重确呈上升趋势。自2003年郭建斌的博士论文《电视下乡：社会转型期大众传媒与少数民族社区——独龙江个案的民族志阐释》问世以来，可检索到的使用或阐述民族志方法的期刊论文达1000多篇。[2]新闻室民族志、网络民族志、自我民族志等一切带有“民族志”字样的方法似乎都被默认为新闻传播学可用的研究方法，以至于几乎没有人发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新闻学科可以理所当然地使用民族志？ “为什么可以使用民族志？”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其一，民族志方法具有强烈的学科属性——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