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形象与媒介的共生关系   日本传媒学者佐藤卓己的《现代传媒史》一书，提出“城市就是媒介”[1]这一命题，比佐藤更进一步，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进一步发展了美国学者关于“可沟通城市”的概念，“将沟通/传播视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城市的构成基础，各类主体通过信息传递、社会交往和意义生成等多种传播实践活动，即在人性充分实现维度上的多重‘可沟通性’”[2]。 媒介环境学者尼尔·波兹曼的观点中则表达出生态环境与媒介环境同等重要，“人生活在两种不同的环境里。一是自然环境，其构成要素是空气、河流和毛毛虫。二是媒介环境，其构造成分是语言、数字、形象、全息图，还包括一切符号、技术和机器”[3]。媒介环境学重点关注人在媒介研究中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以及人与传播媒介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学者认为社会环境和媒介之间有着某种共生关系，或者说人、媒介与文化间的共生关系。 现代社会中，智能信息技术不断迭代更新，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5G、VR等高科技风起云涌，人类社会表现出来媒介社会化以及社会媒介化的基本特征，从而形成了一种媒介化社会。媒介化社会就是对于技术及计算逻辑高度依赖的一种社会样态，因此，城市的变化和发展中，越来越多地呈现出数据化实体，智慧城市的建设也越来越受到政府的重视，即便是出现一些不同的反面声音，但依然会成为一种新兴的城市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