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将古籍出版的重要程度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1］当前，在出版业技术迭代的推动下，我国的古籍出版基本实现了载体从物理形态转化为数字形态的简单线性出版模式。2022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将“文化数字化”上升为国家战略，并针对文化数字化作出了明确的顶层设计与统筹规划。［2］如何顺应科技驱动的数字化变革，激发技术对古籍出版全流程的结构性赋能，是新时代赋予古籍出版工作的使命。鉴于此，本研究结合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对于古籍出版所提出的全新转型要求，基于政策文本与现实问题，剖析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赋能古籍出版的逻辑理路，明确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赋能古籍出版的实践进路。 一、国家文化数字化赋能古籍出版的逻辑理路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在宏观目标上强调发力供给侧、激活文化资源，实现文化生产体系现代化。基于此，古籍出版需要将数字化融入出版全流程，明确盘活文化资源、推动文化传播、活化文化消费的渐次性逻辑理路，逐步融入并贡献于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 （一）以数字化盘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国家文化数字化赋能古籍出版的逻辑起点 “古籍”是相对于“今书”的概念，不仅保持了古典的装帧形式，而且保留了古典的文化精神。［3］由于“易损”的特性，大量古籍在历史长河中不慎散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