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纸质媒介受到互联网媒介的冲击，文学期刊正在遭遇危机，它既需要在宏观上走向媒介融合，也需要在微观上调整编辑与传播的策略。《作家》是1980年代文学期刊的核心之一，系1983年由《长春》更名而来。更名仅6年，《作家》就以扶持文学新人、推举青年作家著称，被认为克服了地方刊物的天然局限，影响扩散至全国，更获得了“南有《收获》，北有《作家》”之赞誉。［1］“创作谈”的创新是透视《作家》成功转型的窗口之一，这不仅是基于文学方面的考量，更体现了期刊在传播意义上的转型思路。本文聚焦于《作家》的转型，在议程设置方式层面观照其编辑实践和传播策略，从编辑姿态的转变、立足于对话的议程设置方式，以及作为文学作品传播新思路的经典化这三个方面讨论《作家》的转型方式。   一、从俯视到平等：《作家》的编辑姿态转变   议程设置理论的前身可以追溯至沃尔特·李普曼的《舆论学》，它是始终关注公众接受新闻话题及其反应的理论，认为媒体必须“抓住公众的注意力”［2］，才能影响舆论。这与《作家》的转型思路不谋而合。新世纪以来，无论是学者还是编辑，都倡导期刊要形成“平等、开放、个性的编辑风格”［3］，显然，更广泛地被读者接受、进而影响舆论是一个重要目的。其实早在1980年代，由于公众普遍关注文学，《作家》就敏锐地把握住了作为情感结构的“文化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