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达拉斯·斯麦兹的盲点之争后，受众研究实现了从“效果”到“劳动”的转型，劳动商品化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面向。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这种劳动的商品化表现为在各社会生产领域里的“数字劳动”，凸显了互联网平台作为“新的社会生产场域”的典型特征。“20世纪70年代以降，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在社会中扮演着越发重要的角色。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1]。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互联网公司，都被嵌入到了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劳动生产链条之中，专业化生产向“同侪生产”的演化，催生了新的劳动主体与劳动关系，带来了二者之间价值分立的再思考。 一、享乐还是剥削：数字劳动的异化现象 （一）数字劳动的界定 数字劳动是信息化社会中对劳动形式的新界定，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2014）认为，“ICT行业全球价值链从低端到高端整个链条上所牵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均属于‘数字劳动’”[2]。马里索尔·桑多瓦尔（Marisol Sandoval）将数字劳工定义为：“将ICTs和数字技术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包括生产者和使用者。在她看来，资本对ICTs和数字技术的吸纳加速了资本主义的主要积累空间从‘工厂车间’到‘社会工厂’的转变过程。”[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