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在现代信息与通信技术不断更迭的当下，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乃大势所趋。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提出“数字化乡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农民数字化素养显著提高”等目标，[1]为农村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抓手。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推动数字扶贫行动向纵深发展。2020年5月，中央网信办等四部门印发的《2020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进一步明确了推进农村数字化转型与信息技术广泛应用等工作重点。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实，农村移动互联网加快延伸，传统数字鸿沟大大缩小。然而，城乡之间对信息的理解与应用仍差异显著，信息能力分化作为经济分化的结果，成为新的数字鸿沟，为乡村数字化带来重重阻力。如何提升农村居民的信息能力，变重重阻力为内生动力，成为数字乡村战略推进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以往的研究已经指出，农村居民的数字化能力之困源于多种制约因素，既包括宏观的结构性因素，又包括中观的政策性因素、市场性因素、社会性因素，以及微观的个体性因素。[2]与此同时，乡村社会空间是物质空间与复杂社会关系不断生产与再生产的结果，乡村发展是一种关系型聚合体的发展。[3]可见，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事业，数字乡村建设由多元主体联结成的行动者网络来推动。乡土社会固有的社会结构、独特的市场经济形式、权力运行机制等，都在相互嵌入中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