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数字时代之后，新闻业被认为出现了多重危机。近年来，笔者在新闻教学与研究工作中直观感受到的一重危机是“新闻形式的危机”。在这一危机下，新闻使用者经常发出对新闻媒体的指责——“没有新闻可报了吗？”新闻生产者也常陷入自我怀疑——“我做的还是新闻吗？”甚至，在分析近些年国内外获重大新闻奖的新闻作品时，这样的诘问都会不时出现。 “什么是新闻？”再次成为无论是新闻实践还是新闻研究都绕不过去的重大问题，考虑到信息环境已经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要回答这个问题显然并不轻松。只考虑“应然”问题，难以解决理念与实践日益增大的落差，甚至会因此产生理论无用的轻蔑；只考虑“实然”问题，就像不少研究所做的传播效果“测量”，按照目前的知识看，新闻恐怕难逃悲剧的命运。如2018年，三位麻省理工研究员在Science期刊发表的调查结果显示，虚假新闻比真实信息更有传播力，大数据分析证明，在社交媒体上前者总是传播得更广、更快也更深，[1]但好在真正的社会行动并不会割裂应然与实然。正如德国学者韦伯在对社会行动类型化的同时也高度关注社会行动的正当性问题[2]，若非如此，我们恐怕很难理解行动的“意义”。做新闻也是这样的社会行动。一方面，当下出现了不少关于“这还是不是新闻”的争议，归根到底是公众对打着“新闻之名”的文本还能不能履行新闻功能、体现新闻对社会认知秩序的价值贡献产生了疑问；另一方面，进入全媒体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