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3年底，全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9697万人，在总人口中占比突破20%，我国已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随着技术变革引发的媒介化趋势与老龄化社会并行演进，数字化与老龄化叠加为当前社会带来诸多挑战，作为媒介化社会中的边缘群体，多数老年人还未能享受到“数字红利”带来的便捷[2]。正因如此，“数字融入”作为当前老龄化传播领域的核心概念，正在引领诸多学者将目光投向新兴媒介技术与老年群体的互动博弈情境，力求发掘能够弥合数字鸿沟的变量归因与反哺之道。在此背景下，学界对数字媒介的研究兴趣远超传统媒介，使得老龄化传播研究出现在媒介形式上的“追新偏见”[3]。值得反思的是，以数字融入为目的的“反哺”“驯化”与“技术接纳”是否能够描摹出当前老龄化与数字化时代叠加背景下的完整图景？生命历程视角下的考察已可窥见老年群体在晚年媒介使用习惯上存在着“数字分化”现象[4]，实际上并非所有老年人都会主动选择“数字融入”。在老年群体的生命晚期阶段，仍存在着他们偏好的适宜媒介，新媒介的强行介入必然导致特定的无法适应者被赋予数字难民/弃民的身份[5]。很显然，当前老龄化传播研究存在传统媒介的缺席趋向，这启示研究者不应忽视传统媒介在老年人生命历程中的作用与价值，从“后视镜”回溯、回归关注老年人在智能时代之中的传统媒介实践同样重要。中国本土语境下一项“媒介观与媒介使用调研”表明，“70前”一代的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