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人人皆媒”的时代，社交媒体的出现给所有人都搭建了一个相对平等、公开、透明的平台，传统的“议程设置”理论也遇到了挑战。在媒介技术赋权和移动互联智能传播的双重影响下，社交媒体不断消解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权，受者对议程的“无意注意”转变成“有意注意”；受者接受信息的议程选择权挑战了传者的议程设置权；根据自身的兴趣和爱好，受者会对传播议题进行选择并进入“信息茧房”。在新媒体日益发展的时代，提高受众的媒介素养、设置受众感兴趣的议题是当务之急。 【关键词】议程设置；社交媒体；受者；传者 “议程设置”理论的基本思想最初来自于美国新闻工作者沃特·李普曼，他认为大众传媒的报道活动是一种营造“拟态环境”的活动。“拟态环境”是指存在于我们头脑中的关于世界的看法，与现实相比，这种看法总是不完整的，并且通常是不准确的，这种“拟态环境”是由媒体设置而形成的。1968年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根据总统大选中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做了一项调查研究，1972年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正式提出了“议程设置”理论。其主要观点是：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新闻报道和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议程设置理论是基于传统媒体时代而提出的传播效果理论。[1]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