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40年前“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我国的政治传播实践为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打下了强大的舆论基础，有力地推动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发展，当中既经历了一些挫折，也收获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我国政治传播在实践中艰难曲折地发展。40年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中国已经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我国的政治传播也发展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构建的新阶段。

【关键词】改革开放；政治传播；实践探索；理论构建

改革开放40年来，我们党和政府一直在进行政治传播实践的探索，从1978年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到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我国政府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斗争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体人民深刻地认识到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道路问题。从2003年的SARS（传染性非典型肺炎）开始到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我国政府通过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新闻发言人制度等，成功战胜了非典疫情，成功举办了奥运会，为世界重新树立了富强文明开放的中国形象。党的十八大以来，从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到2017年召开的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系列重要讲话为新时期如何坚持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理论基础。40年的艰难探索，中国政治传播实现了从宣传到传播的转型，实现了从实践探索到理论构建的升华。

一、政治传播实践探索的开启：对改革开放的宣传报道

（一）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早在改革开放以前，邓小平就提出：要完整准确地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这个论断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得到了全党的拥护。1978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标准只有一个》。紧接着，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被视为当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政治宣言”，在全党引起了强烈反响，同时也遭到一些人的非议和指责，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全国性大讨论，继而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开头就提出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拨乱反正的必要性。此外，该文还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真理标准的论点，直接批判了林彪、“四人帮”编造的“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谬论，间接地严厉批判了“两个凡是”观点。该文具有很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大问题。在这个问题的斗争中，《人民日报》《解放日报》和新华社顶住压力、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坚定地进行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对解放被“四人帮”禁锢的思想起了重要作用[1]。没有真理标准的讨论，要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是不可想象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我们党在改革开放40年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二）对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

我国的经济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全国的报纸、电台、电视台、通讯社对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出的报道和宣传，为推动和活跃农村的经济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1978年12月29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人民日报》就发表了《解放思想 事实求是》的重要社论，社论虽然没有提到如何正确对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但是任何人都可以从这篇社论里进一步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正确对待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新事物。《人民日报》1979年初还在报纸上开展了《怎样加快农业发展》的讨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新华社记者吴象撰写的《阳关道与独木桥》，这个讨论持续了近一年，共发了50期文章，参加讨论的都是参与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干部群众，由他们现身说法，谈自己的体会，启发引导干部群众。农村改革到1982年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建立起来了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同时，通过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宣传也使改革开放的精神在广大农村生根发芽。

（三）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宣传

1984年10月20日，中国共产党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的制定和通过，标志着我国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拉开了帷幕。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为此，全国新闻机构发表了诸多揭露企业吃国家“大锅饭”、个人吃企业“大锅饭”所带来弊病的报道。其中新华社刊发的通讯《“皇帝女儿不愁嫁”小议》是一篇较有影响的作品。作者把一些企业生产的低劣产品比作是“皇帝的女儿”，再丑也不愁嫁不出去，质量再低劣也不愁卖不出去。这些批评报道为深化企业改革排除了阻力，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活力。1989年以后，全国新闻媒体继续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大造舆论，配合其他措施，使一些社会弊病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克服。通过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力宣传，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下的行政附庸，逐步走向市场经济下的现代企业制，开辟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政治传播在实践中曲折发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舆论斗争

随着改革开放大门的开启，一些新闻媒体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道也开始大量出现。报刊上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归纳起来就是在理论上宣传信仰危机，鼓吹马克思主义过时，嘲弄思想政治工作；在政治上，鼓吹多元化，鼓吹成立反对党，妄图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经济上，鼓吹私有化；在文化上，热衷于宣传介绍西方文化理论，宣扬赤裸裸的个人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在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治传播的一个重要议题。这场斗争可以说是从历史转折时期一结束就突出表现出来了，并贯穿于改革开放的进程之中。纵观这一时期党的宣传工作，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沉痛的教训，政治传播在实践中艰难曲折地发展。

（一）清除精神污染的舆论斗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打下思想基础

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举行，会上邓小平提出要清除精神污染，批判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观点和异化论，反对用西方资产阶级没落的文化腐蚀青年。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改革开放的同时，要对“精神污染”保持警惕。当前加强党对思想战线的领导，克服软弱涣散的状态，已经成为全党的一个迫切任务。[2]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新闻界开始投入清除精神污染的舆论斗争。1983年10月9日，《光明日报》发表《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该文认为那些低级下流的作品是“剧毒品”，必须采取严厉的取缔手段。《红旗》杂志1983年第20期发表《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1983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四根擎天柱——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大意义》。该文号召所有的理论工作者、新闻工作者行动起来，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作斗争。这场斗争尽管比较短暂，但还是对当时泛滥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了很大的冲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改变中国的思想解放之旅

1992年底，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视察南方。当时的国内，针对改革的诸多争论、质疑声不断，邓小平以他独有的睿智和眼光，在视察南方过程中，发表了许多振聋发聩的讲话，勇敢地为改革开放大业护航。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又一次推动了思想解放。这次完全意义上的“私人之行”，却让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得以延续。同时，邓小平推动的改革开放也让世界震惊。在国际舆论看来，能让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极短的时间内来个180度大转弯，就如同让航空母舰在硬币上转圈。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确立了新的标准，推动着中国朝着这条道路大踏步地前进，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心和决心。

南方谈话对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判断标准、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等重大问题作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全面明确的阐述。邓小平在他的暮年，对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国政治经济大局进行了精确的定位。“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南方谈话精神已成为引领一代改革人前进的号角。邓小平强调：“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事业。”[3]同时，这次讲话还掀起了“姓资姓社问题”即社会主义本质的讨论，这次大讨论可媲美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改革开放以来对改革进行反思的“第二次大争论”，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视察南方是改变中国的思想解放之旅。

三、政治传播实践探索的高速发展：互联网的兴起与网络舆论的引导

早期的政治传播受制约因素多，传播范围有限，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带来传播方式的改变，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传播机制和舆论环境中。2017年8月4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手机网民规模达7.53亿，微信、QQ和微博成为前三大社交媒体，用户使用率分别达到87.3%、64.4%和40.9%。[4]网络成为公民参与政治的重要渠道。同时，网络也成为政府进行政治传播和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手段。在传播技术与新媒体融合发展的推动下，我国的政治传播研究可谓风生水起，多姿多彩。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环境的倒逼，政府和管理部门一方面开始逐渐转变传统的宣传观念，另一方面也开始不断完善宣传制度，建立舆情工作机制。

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直接导致我国政府传播观念的转变和加速完善传播体制。其中2003年的SARS疫情事件成为这种转变的一个开端。在2003年的SARS危机中，中国政府的宣传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从2002年11月广东河源发生疫情，2003年后广州发生大规模恐慌，一直到4月20日之前，大众媒体都被要求回避相关疫情报道，避免发生全国性的恐慌。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等权威媒体将SARS称为“非典型性肺炎”，认为其没有危害性，只是病原不明，而且没有爆发大规模的传染。但是此后，疫情不断扩散，流言盛行，民众恐慌，政府及大众媒体公信力下降至最低点。上任不久的新一届领导人于4月20日将有关官员免职，改变宣传策略，透明疫情信息，民心才得以稳定，疫情与恐慌情绪才得以控制。防治SARS也成为新一代领导人非同寻常的战场，每日奔波于防治SARS前线的胡锦涛、温家宝和吴仪等领导人，成为中国抗击SARS的主角。在这次SARS事件危机中，政府对公民知情权的关注和尊重被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并走上法治的轨道。在制度层面上，建立舆情工作机制[5]。首先，政府启动信息公开和透明的改革，对涉及人民群众的重大灾难、疫情不再瞒报，同时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其次，用危机管理的概念，代替传统信息封闭的管理模式，开始注重利用媒体进行社会舆论引导。

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人类历史上的首届“网络奥运会”，央视网建立了世界上最宽广的奥运传播平台，覆盖中国95%以上的新媒体用户，奥运会网络传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同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政治传播实践：80余名国家元首参加开幕式，约3万名中外记者参与报道，5400个小时实况转播，在高峰期全球有40亿观众观看比赛，首次向新媒体出售了转播权，实现了奥运会史上首次全球网络覆盖。[6]北京奥运会也是中国政治传播的重要转折点，中国的政治传播理念和传播策略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胡锦涛、温家宝都反复强调，要把北京奥运会办成让国际社会满意、运动员满意、人民群众满意的国际盛会。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一方面使中国集体意志的优势和发展成果得到了集中的强烈的释放，使全体人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奥运会在大气与环境治理、交通等基础设施、民生建设领域和京津冀一体化的投入产出上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给区域人民带来了更多的获得感。另一方面，奥运会使中国一跃站在了世界的聚光灯下，成为大国里名副其实的重要成员，让西方人对中国刮目相看，中国以新的面貌从此蜚声世界。

技术为社会变革搭建了舞台和背景，互联网对政治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缺乏直接民意测试数据的情况下，“网络舆情”成为政策合法性的最直接反映。通过2003年的非典疫情和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两件中国政治传播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件，充分体现了政府开始理解和尊重网络民意。在其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如2009年的宜黄拆迁案、2010年的温州动车事故，均显示出了政府对网络民意的重视和尊重。尽管还不尽如人意，但政府不再以传统的信息封闭为主要手段，而是在现行体制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公布信息，并允许公众在互联网上进行讨论。在对新媒体比较宽松的同时，对传统媒体进行严格监管，通过主流媒体引导公众意见。

四、政治传播理论建构的探索：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中国政治传播经历了改革开放40年的实践探索，经历了观念和政策上从“灭火”到“防火”的转变，政府已经能够很好地认识和把握政治传播的基本规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治宣传工作。从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到十九大上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宣传工作做出重要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治宣传工作的立场和原则、作用、规律、使命、责任等都做了深刻的论述。中国政治传播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形成理论体系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同时，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对当下的政治传播实践也进行着有力的指导，深刻地影响着政府的政治传播行为。

其一，从本体论角度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是对中西方理论的融合创新。本体论回答的是中国政治传播理论体系是什么的问题。我们必须看到，西方政治传播的学术话语逻辑，源于西方的经验事实，是在西方实践经验上的理论化总结。巨大的国情差异，决定了照搬西方政治传播研究范式，将造成中国政治实践主体性的空心化和改革战略推进的失效，遗留诸多难以解释的现实困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7]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的政治传播实践，为新时期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的创新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分析案例和深厚的现实土壤。

和所有的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一样，中国政治传播理论体系一方面来源于我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来源于西方的理论范式。但又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理论的照搬照抄，而是以“中国实践”为基础，以“中国问题”为导向，以“中国风格”为特征，以形成“中国学派”为使命，以“中国方案”为抓手，对中西经验理论批判地继承和吸收，然后进行融合创新，才形成了现在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构筑了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润。

其二，从价值论角度来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为中国立场指明了航向。中国立场包括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两个部分，在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为如何坚持中国立场、人民立场提供了价值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政治宣传的过程中要把正确的政治立场放在首位，提出“四个牢牢坚持”：牢牢坚持党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面宣传为主。他始终强调新闻舆论工作“以人民为中心”，依靠人民，讴歌人民，服务人民，当好党和人民的“喉舌”。[8]

中国政治传播实践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坚持国家立场和人民立场。一方面，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中国政府敢于向世界表明中国立场，对于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敏感事件表现出旗帜鲜明的中国立场。比如在台湾问题和南海问题等涉及国家主权的核心利益时，中国政府敢于向西方各种舆论观点亮剑。在一些重要的国际会议、关涉国际政治经济制度改革问题以及处理如朝鲜问题、叙利亚问题等重要的国际事务上，中国政府提出了代表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声音的立场和方案。中国媒体敢于报道点评国际社会广受关注的热点新闻，不再是一些西方媒体和观点的应声虫。及时跟进和报道一些突发的国际事件，用中国的立场和观点去评论世界问题。另一方面，中国政治传播还坚持了人民的立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舆论的主体，检验政治传播效果最好的方式就是看人民舆论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宣传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9]“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核心和灵魂，也是中国特色政治传播话语体系最具传播力和吸引力的地方。十八大以来政府政治传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能够充分地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以人民群众的标准为标准，以人民群众的话语体系为基础，因此，在政府与社会、官与民的政治沟通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其三，从方法论角度看，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为如何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指导。所谓方法论，即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体系如何指导政治传播实践，实现政治的信息化与有效传播，最终达到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目的。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要求中国应大声地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这既是为了让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客观地看待中国、了解中国、支持中国，进而增强我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主动权；也是为了适应建立一个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的需要，那些遭受不平等对待的国家和人民需要中国声音来为他们鼓与呼，打破西方国家长期垄断的话语权。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对外宣传要既善于讲故事，又善于讲道理，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10]他还提出了“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新构想。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中国梦”“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概念，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普遍认同，产生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赢得世界各国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的认同。这些政治话语的创新，就是中国政府在政治传播实践中构建对外传播话语体系的成功典范。

当今中国正大踏步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上演了一个个精彩动人的中国故事，世界为之惊叹和喝彩。国外很多人对中国发生的奇迹充满浓厚的兴趣，想破解中国成功的秘密。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也不少，“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论断不绝于耳，一些西方媒体仍然在唱衰中国。复杂的国际形势迫切要求我们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是时代使命，也是对外传播的最佳方式。近年来，中国为如何发出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做了诸多努力，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特别是制作和传播了大量相关的经典影视作品，如展示当代中国军人热爱祖国、不畏牺牲的电影《战狼》，反映中国人为追求梦想辛勤奋斗的励志故事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体现中国年青一代青春成长的电视剧《北京青年》，讲述中国悠久而璀璨的传统文化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综艺节目《国家宝藏》等，这些经典的影视作品发掘了中国之美、创新了中国表达、汇聚了中国声音。同时这些影视作品讲好了中国人民勇于追梦、努力实现中国梦的故事，讲好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这些故事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将中国政治文明“织入”世界文明体系之中。

参考文献：

[1]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281-330.

[2]张涛.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史[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6：281-330.

[3]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M]//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82.

[4]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4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发布[J].中国广播，2018(3)：96.

[5]刘海龙.宣传、话语及其正当化[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3：347-388.

[6]郭琳.北京奥运会媒体传播的政治功能及影响分析[J].中国报业，2011(16)：15-16.

[7]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7-02.

[8]尹维祖.学习践行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之浅见[J].西部学刊，2017(11)：66-67.

[9]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45-338.

[1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145-338.

（刘开华为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刘东建为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校：王志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