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引起公众热议的“僵尸肉”假新闻风波，周筱赟在《新闻界》杂志上撰文提出“新闻报道可以借鉴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即‘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1］。作者还介绍自己在舆论监督活动中的做法——“我在爆料中，坚持只采信实物证据（主要是书证和物证），从不采信任何言词证据的原则，即使是当事人陈述，我也决不采信”。 笔者深知，这番话必须明确其语境：它应该从提升记者的专业素质出发来理解，希望记者在新闻采访报道中奉行法律专业主义，更加重视可信赖的证据，有效规避法律风险。其实，国内部分媒体也正在实施这些举措，如知音杂志社专门设立法务部，严格从法律角度审核稿件的真实性，要求作者寄发稿件时必须提供能够佐证其真实性的材料，最大限度地为杂志社消弭法律风险。 但是，周筱赟博士这番话却可能被外界做出另一层面的解读，即将文章中提出的“法律专业主义”作为新闻报道中的一项义务和责任，强制性要求媒体和记者对报道中涉及的任何事情、情节和细节等均提供达到刑事证据规则高度和强度的依据，否则记者和媒体将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果真如此，新闻报道尤其是新闻监督将面临巨大的打击，媒体有效监测社会环境、开展舆论监督的职能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