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我国大致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南京、北平（今北京）、天津、广州等几大城市为次中心的出版格局”[1]。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先后陷落。1938年10月，广州和武汉陆续失守。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中国东中部很多地区沦为战区或沦陷区。随国民政府迁渝，文化机构、学术团体以及高等院校也纷纷西迁重庆，处于沦陷区的部分出版社、报社（一些有图书出版业务）、书店（同时兼营图书出版业务）、书局、印书馆为躲避战火，或迁址重庆，或在重庆设立分支机构，还有一些迁渝的机构、团体或个人创办新的图书出版机构，重庆逐步发展为战时中国的出版中心。   一、全面抗战时期内迁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的发展态势   全面抗战期间，重庆的图书出版机构总量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一种说法认为，经国民政府图书审查处注册行文审批的出版、发行机构共404家，加上未登记注册但出版的，共644家，出书8000余种。[2]《重庆市志·出版志（1840—1987）》则提出“抗战时期重庆有出版社和兼营出版的书店300多家，共出版各类图书6000多种”[3]。以全面抗战时期（1937—1945年）为时间筛选依据，并与《中国近代现代出版通史·第三卷》《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薪火新传：抗战时期文化机构大迁移》《民国出版标记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