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大乡村本土人才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综合素质”。中坚农民作为乡村治理的内生主体，通过媒介和传播技术提升其主体意识和治理效能，通过“人的现代化”带动“乡村治理现代化”，不仅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更体现了以人民情怀彰显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特征。   一、问题提出：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困境及新媒体契机   2023年，“南阳迷笛音乐节哄抢事件”吸引了社会各界的关注，部分涉事农民认为其哄抢行为“名正言顺”——“好多人的帐篷包括物资本来就不要了，我拿回家种葡萄、喂猪有问题？”纵观整个事件，这背后不仅显现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更折射出当前乡村治理过程中存在的主体困境。 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个不可割裂、双向互动的过程。然而，在乡村治理过程中，不少治理主体面临“权利被替代”“诉求被遮蔽”的现实困境[1]，愈加折射出当前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困境。 目前，学界对乡村治理主体的划分大多以基层政府为主导、村“两委”为基础，辅之以乡村精英、普通村民、传统宗族权威、农村社会组织、新农人等主体[2]。然而不同的治理主体所面临的治理空间、赋予的实践工具都具有不同意义。季乃礼与许晓基于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者的视角，提出了村级党组织在引领村庄治理中的精英再造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