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出问题：西医报道与共同经验   西医最早由传教士借助行医传教的路径进入中国，按对象身份可分为民间路线和上层路线。早期传教士将统治阶层和士绅群体作为进入中国的突破口，于是便有了法国传教士洪若翰和葡萄牙传教士刘应使用金鸡纳霜为康熙帝治疗疟疾的一幕，上层路线的成功为西医传播带来良好开端。但在雍正二年（1724年），因与罗马教皇发生“礼仪之争”，清廷宣布实行“禁教”政策，依托传教活动的西医传播也被迫中断。直至鸦片战争后清廷闭关锁国的局面被打破，各类传教活动才得以渐次铺开。再次出发的传教士们放弃了上层路线，西医随之在坊间传播开来，同一时期兴起的新式报刊成为引介西医的重要渠道。 近年来，医疗外史研究越发重视疾病及治疗背后蕴含的政治驱动、思想博弈、社会阶层等文化意义，西医东渐被置于广阔的社会语境中考察。而基于媒介视角的西医研究多聚焦报刊对X光等现代技术的知识传播、医疗刊物的创办和发行，[1]以及画报视觉修辞对中国就医观念的影响。[2]在具身地接触西医技术以前，大众媒介建构起国人对于西医的认知和想象。人们既要面对疾病造成的恐惧，又不信任与传统医疗手段相背离的新技术，他者的生命体验和成功经验在此时显得尤为重要。如吉登斯所说，在新闻中所报道的许多事件，也许被个人视为外在的和遥远的，但它们同等地进入日常活动之中，传播在潜移默化中促使独特经验变为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