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上，高效的传播网络一直以来都对国家权威的施加以及它们所基于的国际贸易和商业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在如今的全球化、媒介化时代，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各国政府更是高度重视国家传播。这种情况对于中国来说，更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现代化、全球化、媒介化进程的加快，我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交流、沟通进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我国不断加强对外传播工作，不断增强对外传播能力。客观地讲，在这个过程中，我国政府做了大量的对外传播工作，积累了许多宝贵的传播经验，探索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方法，如“借船出海模式”“共情模式”“同感模式”“奇观模式”[2]“本土化传播模式”等。但与此同时，由于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概念混乱，缺乏一个系统的国际传播理论体系的规划、指导；东西方文化差异与西方国家对中国怀有陈旧的刻板印象、认知偏见；奉行“媒介帝国主义”、传播霸权的西方少数国家刻意以污名化、妖魔化中国的不良言论与宣传，遏制新中国的发展等原因，以致于我国在与其他国家交流、传播的过程中，不仅出现了一些“交流的无奈”现象[3]，而且引发了一系列国家传播问题。如国家传播如何彰显国家的主体性、自主性；国家传播概念如何调适，才能适应当前我国对外传播的需要；国家传播如何更新话语体系；在当今的媒介化时代，如何认识与理解国家传播的主体与客体及其之间的关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