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的“根理论”初探-新闻爱好者

新闻学的“根理论”初探

作者：刘建明

来源：　发布时间：2021-02-06　点击量：5735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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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超越实证主义的高端理性是新闻学的理论之根，没有“根理论”高屋建瓴的指导，新闻报道的盲目性和被动性经常困扰新闻工作者。重大史实证明，媒体背弃社会根理论，新闻报道势必颠倒黑白，破坏社会的正常发展。

近些年我国出现的“社会根理论”研究，来自国外自然科学的radical〓theory的论述，国内通常将其译为“根基理论”“激进理论”或“追根理论”。百度把“社会根理论”收为辞条，并作出简略的释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在2013年出版了同济大学郭强教授的专著《社会根理论·知识行动研究：船到桥头》一书，开了我国社会根理论研究的先河。万事万物都有产生与形成的“根”，正如植物的生长都发自根部的形成，最后才能开花结果或长成参天大树。新闻与媒体的运作与理念，无不依存于社会与生活之根，现有的新闻学没有涉及“根理论”的相关内容，本文试图作一点粗浅的探索。

一、从社会根理论到新闻学的理论之根

目前，我国哲学和社会学界对社会根理论的研究说法不一，理论观点歧义较大，种种论断犹如“游荡的幽灵”，不仅艰涩难懂，许多结论也难以捉摸捕获。严格说，社会根理论在我国尚没有形成稳定的体系，许多概念、知识和结论杂乱地堆集在一起，抽象的论证飘忽不定。有读者质问：耗费精力时间搞这种东西似乎只是贡献了一堆东西而已，想起了赵本山小品里的《月子》。搞学问，的确应该有皓首穷经的精神，但是，如果这种精神的方向错了，能给社会带来什么东西呢？知识能成为社会发展的根据吗？能给人的心灵带来认知吗？或许有时连一碗鸡汤都不如。[1]这是我国社会根理论论著过度抽象和杂乱，给读者带来的印象。

但有些学者对社会根理论的论著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这种后现代思潮在思想领域培植人们的现代化根系，是对“现代性困境”展开的一种批判、反思和突围。后现代主义思潮包含了整个西方思想和文化的非理性，以及启蒙之外的另一种真实面向。抛开文化批判、理性形而上学批判不论，在最“根深蒂固”的经济领域对增长瘾、增长癖进行激烈批判，率先提出“零增长”的可能性，仅就这一点，根理论是有重要价值的，值得我们学习。[2]

不管社会根理论是现代思潮的突进，还是后现代思潮的变种，只要能指导社会实践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推动人类社会的快速进步，就有不可估量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在我看来，社会根理论的最大意义在于对“知识行动”的探索，认为“知识行动论的行动逻辑并非仅仅存在于知识社会生成的社会实践，而更在于意识形态上看似新新相映般的那种知识化旷世之作”。这是因为“现代性的、社会化的流动让我们航行在没有航标的茫茫大海中，社会要从知识行动的角度研究社会，进行社会学寻根之旅，是本土社会学要建构的鸿篇巨制”[3]。所谓“知识行动”，是指人们依据知识而行动、而实践，知识成为行动的指南。

有人把社会根理论（radical〓theory）和“扎根理论”（ground〓theory）混为一谈，把radical〓theory也视为“扎根理论”，但二者的含义正好相反。在应用社会学中，扎根理论是指质性研究通过访谈和开放式调查，收集原始资料后进行比较、整理、归纳与分析，在实践中发现和总结规律。这一理论(ground〓theory)是由美国社会学家巴尼·格拉泽（Barney〓Glaser）与安塞尔姆·施特劳斯（AnselemStrauss）于2000年出版的《扎根理论的发现：质性研究的策略》一书首先提出系统的论证。二人认为，在社会研究中全面获得实际材料和分析数据，是发现理论的前提和根本过程，也是严格检验理论的实证环节。[4]这种观点实际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抄来的，即理论来自实践并受实践检验，只不过二人强调科学、严密地搜集实践数据，把理论建立在数据统计、分析上，而不是建立在实践体验上。

把社会根理论视为基于实践材料的定性归纳方法，或把保持历史与文化的延续性、不忘民族文化之根，或把“拆除感性与理性分离的陷阱”视为根理论的原意，都是望文生义、牵强附会的错解。社会根理论是阐释社会现象的最高理性，作为各种社会学说的根基性论断，始终发挥认识社会的统摄作用。它揭示的是社会变动的基因，诠释人性和人的内心向往的归宿，展示社会根本规律和导致这种规律的内因。所有这一切，都同新闻学理论的根本问题相契合，成为新闻学研究的“上层建筑”。简而言之，新闻学的理论之根立足于科学的认识论；宏义而论，超越实证主义的高端理性是新闻学的“根理论”。

也就说，科学的认识论决定媒体对客观世界的准确反映和报道，成为媒体和记者把握新闻价值的定盘星。否则，许多社会现象的迷离破碎让记者丧失清晰的知觉，面对尖刻的意识形态挑战，不知如何表态，不是沉默失语就是随波逐流，成为“谦谦君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5]没有从科学认识论的高度把握新闻学的深度和广度，媒体对社会和自然现象的认识和报道，往往陷入迷途。

科学的认识论无疑是指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即依据唯物辩证法认识历史发展的观念），作为媒体和记者反映外在世界的意识根基，新闻学这一根理论实际是社会根理论或新闻工作的根理论。但它不是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概念或话语的简单堆砌，而是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准确运用。新闻学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能是“根据需要找一大堆语录，什么事都说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说过了，生硬‘裁剪’活生生的实践发展和创新，这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6]同样，生搬硬套西方的新闻或传播学观点，把“拿来的东西改头换面冒充本土的东西”，也不是一种科学态度。新闻学的根理论尽管引用和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之上，但不是简单的、不分主次和根枝的堆集语录，而是以其高屋建瓴的根本原理指导新闻工作。新闻学结论如果来自局部实践的直接理论或经验，而不是基于广阔实践的宏大理性，新闻报道的盲目性和被动性就会常常困扰新闻工作者。

二、新闻学根理论的五个重要论断

概括地说，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新闻学和新闻工作根理论的核心内容，给记者认识和反映世界提供准绳，可归纳为以下五个具体论断：（1）遵从世界的物质性、客观性及其相互联系性，是记者报道新闻的根本准则；（2）科学把握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是记者正确说明世界大势的显微镜和望远镜；（3）依据社会结构双向适应和相互作用的原理，辩证地看待社会现象，是记者阐释社会矛盾的出发点；（4）尊重人及其人的集合体——人民的追求与主体地位，关注和维护人的切身利益，是新闻活动的最高宗旨；（5）反复实践是正确认识的来源，也是记者发现社会创新的途径。凡熟悉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大体知道以上五个论断，但将其视为新闻工作的根理论，却是新闻学建构的新命题。对此，本文尚需分别作出简要的引述。

（一）事件的客观性与联系性决定新闻报道的准确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讨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7]社会生活中层出不穷的事实，是不依赖于记者的意识而又能被记者的意识所复写的客观实在，全部新闻学理论就建立在这个基石上。但不同记者对客观存在的察觉程度不同，甚至看不到存在的事物，这是由于记者的关注方向、关注程度和立场不同造成的。

恩格斯指出：“如果你知道了某一事物的一切性质，你也就知道了这一事物本身；这时剩下来的便只是上述事物存在于我们之外这样一个事实；只要你的感官使你明白这一事实，你也就完全掌握了这一事物。”[8]正确认识客观事实，必须感知事实的一切性质，这是记者报道新闻的首要前提。

一切事物、现象、过程都不是孤立的，都同周围的其他事物、现象、过程有某种联系。记者认识世界、报道事件，必须从事物固有的联系中把握新闻事实，切忌孤立地选择和解释事实。任何事物、现象、过程以及内部的各种因素和环节，都是相互决定、互为前提的，这种相互联系与作用是新闻事件发展的动因。正如恩格斯所说：“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终极原因。我们不能比对这种相互作用的认识追溯得更远了，因为在这之后没有什么要认识的东西了。”[9]记者只有到客观事实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寻找事件变化的原因，才能说明事件的性质与真相，因为事件的真相正是事物相互联系与相互作用的趋向和结晶。

（二）媒体判断社会性质、发展阶段与文明程度的根本依据

当记者把目光转向社会进程，必须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特殊联系来认识社会，因为“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了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0]。物质生产与经济制度是一切事件产生的总根源，记者具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对一切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都不会作出错误或模糊不清的报道。

进而言之，社会的性质和发展阶段，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文明是否进步与先进，也是由生产力发达与否确定的。生产力发达，就会有较高形式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更快的发展，民众生活在总体上幸福感较高，物质生活方式与精神活动方式会更趋文明。社会主义就是发展生产力、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物质生活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标志这些结论，都来自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决定社会性质与发展阶段这一根理论。记者以这些原理为指导，分析社会现状和人们的经济活动和精神活动，才是真正的科学思维。

马克思在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中写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论点，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资本主义至今没有完全消亡，为什么社会主义还会出现苏联解体……”[11]这一根理论，是说明生产关系变革的主要依据，也是解释我国40多年来一系列重大改革的钥匙。

（三）社会结构的“双向适应”是媒体破解社会矛盾的基本线索

社会是由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四个部分构成的，这四个领域既有相互适应又有相互作用的特点，这是认识和解决社会矛盾的基本线索。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12]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社会经济才能顺利发展，一切社会问题才能顺利解决。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但它们与旧社会的这两种基本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们的特点是既相适应，又相矛盾。它们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不断得到解决。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

媒体对现实社会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的解释，要引导社会管理层遵循两个“双向适应”，确定哪些变革是必需的，哪些变革是违背实践和根理论的。媒体深刻说明只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生产力与经济基础时，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的反作用才有可能，否则只能不断地制造混乱和危机，社会革命随之也将爆发。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3]

不言而喻，改变生产关系的革命是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的障碍时，才被提到日程上来。改变生产关系的同时，整个上层建筑也将发生变革。对这种变革和革命的解释不能以意识为根据，只能到现实生活的矛盾中寻找答案。同样，媒体对一种理论、思想和政策的肯定或否定，不能用这个理论、思想和政策本身去解释，必须依据现实的经济状况和生活矛盾得出结论。意识的东西决不能用意识本身去评价，而是由社会实际和生活现状来说明。

（四）尊重和维护人民利益，是政治报道的立足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人的需要的满足过程是人认识、确证和实现自己的社会本质的过程”。政治报道从人民的意愿、需要和利益出发，尊重和维护人民的主体地位，是说明政治正义性的立足点。一切违背人民意愿和损害人民利益的政治、方针和政策，都是非正义和错误的，媒体不应推波助澜。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14]记者对社会问题的报道，只有深入到利益链条，才能抓住事物的要害。媒体提出的一切观点，符合和维护人民利益才是正确的观点，“‘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15]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不难看出，个体利益总是寓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个体利益离不开阶级利益或公共利益。只有代表绝大多数个人利益的阶级和公共利益才是真实的共同利益。新闻报道不能鼓吹个人利益高于阶级或公共利益，也不能假以共同利益之名损害合理的个人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还强调：“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16]从人的实际生活和思想情感把握人的行为，遵循“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执政方针，把爱护和珍惜人作为报道的重要目标，是媒体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人民对违背他们的意愿和利益的行为，最终会发出愤怒的呼声，所以要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是非、善恶、美丑、功过、得失、苦乐、荣辱、爱憎的标准，[17]关键是“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18]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口号、不是一句空话，必须落实到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之中”。[19]“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20]新闻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揭露损害人民利益的一切倾向和行为，是党的政治工作和政治宣传的生命线，在新闻报道中始终处于首要地位。

（五）媒体在实践中检验认识、发现创新，不断推进社会变革

科学认识论的基本原则是，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和动力，也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正确的认识对实践具有反作用。社会根理论同样来自实践，并能永远指导人类社会的实践，只要人类社会没有毁灭，它就始终驾驭社会走向辉煌的未来。因为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伟大思想家经过对几千年社会史资料和现实的变革运动反复考察和验证得出的结论，成为“旷世的知识”，尽管其中某些认知也可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进一步充实。记者的工作和新闻学研究，之所以需要运用社会根理论，因为二者离不开反映社会整体进程和如何反映这一进程的理论思维。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许多分科与专业理论以及具体工作，仍需要社会根理论个别论断的指导，但更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新闻工作者深入生活实际，全面观察和总结人民大众的丰富实践，验证某些知识和理论是否过时，报道科学技术创新、工作创新、理论创新，把社会生活不断推向新境界，是新闻媒体必须遵循的认识路线。

三、新闻工作背弃根理论的历史教训

在极左年代，大量报道停留在“眼见为实、耳闻为据、浮光掠影”的事实选择和描述上，即使对社会重大事件和社会变革的报道，也多从媒体管理者或记者的自我意识出发，很少有遵循社会根理论、浸润深刻哲理的雄文典章。极左意识形态盛行，人为地制造创举，荒谬地鼓吹“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连连酿成社会悲剧。这里仅就1958—1962年有关“人民公社化”的报道和1965—1976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宣传为例，分析背弃社会根理论，新闻媒体是如何混淆是非、搞乱社会的。

1958年7月，河南出现第一个“大而公”的农村组织——嵖岈山公社，高层领导听取汇报后十分赞赏，要求全名改为“人民公社”。报刊和广播立刻报道了这一消息，反复宣传一种观点：“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包括工、农、商、学、兵，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在有关“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下达后，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和广播电台闻风而动，接连掀起报道高潮。到１０月底，全国７４万多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为２.６万多个人民公社，全国99％以上的农户加入了公社，每个公社平均有7000左右农户。当时的媒体竭力鼓吹，农民除了房子，所有土地、生产工具、牲口以至粮食、种子和豢养的猪羊都成为公社的公共财产，要平均分配，劳动力可无偿调到其他村或公社使用，这就是“一平二调”和“一大二公”。几个月之间，全国农村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展翅高飞，强行让其质变，生产力还是原来落后的生产力。

综合当时报刊的报道，每个村是一个生产队，生产队长管理全村的生产与生活。生产队有记工员、会计、植保员、仓库保管员、民兵连长、赤脚医生及若干名队委会成员，一个村有数人脱产或半脱产，这些人是靠剥削别人的劳动吃饭。人民公社在最初几个月，兴起大办食堂之风，农民砸锅献铁，修土高炉，大炼钢铁。食堂吃饭不要钱，饭菜没有定价和限量，随便吃。来晚的人，饭菜吃完了只好饿肚子，食堂出现狼吞虎咽、哄抢饭菜的现象。由于农活的种类和轻重不一样，分配劳动任务除了队长个人说了算，还有通过抓阄落实的，分工不合理造成尖锐的矛盾，农民出工不出力，粮食产量降低，地方干部强迫农民多交公粮，1958年末全国各地农村每人只能有100—300多斤原粮，食堂开始吃菜叶米汤。

人民公社客观存在的这类负面现象，报刊和广播从不报道，反而热火朝天地宣传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产量翻两番三番，亩产万斤粮，“三年赶美超英”。报刊和广播隐瞒的另一个严重的事实是，三年困难时期，北方的广大农民每天只能吃到2-3两粮食，农村食堂不得不相继解散，出现饿死人的严重现象。1962年不得不调整农村政策，生产资料实行三级（公社、大队和生产队）所有、队为基础，允许社员种植少量自留地、经营少量家庭副业。到1963年农村的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但农民的吃饭问题仍未解决。

即使在1963—1976年情况好于1958—1962年的10多年中，每年每个农民分得的粮食大都没有超过180公斤，没有工钱和其他福利，缺少肉油和蛋奶等副食补充营养，农民长年在饥饿中挣扎。公社干部和生产队队长随心所欲、强迫命令、多吃多占、化公为私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权力逐私、生产瞎指挥”的农村“上层建筑”同公有的经济基础格格不入，农民的消极情绪弥漫，懒散、怠工和盗窃生产队财物的行为渐渐增多。当时广大农村的生产力同一百年前没有太大差别，仍以体力、畜力从事耕作，超越生产力的“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必然破坏生产、撕裂人们的精神道德。当时没有一家报刊披露这类真实情况和农村“双向不适应”的根本矛盾。凡违反社会规律和人民利益的任何举措，不能不引起天怒人怨，人民公社最终被广大农民所唾弃。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农村建立了9．1万个乡（镇）政府，成立了92．6万个村民委员会。现在全国仅存的河北省晋州市周家庄人民公社，经过自1978年以来40多年的一系列符合社会根理论的改革，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已今非昔比，彻底脱胎换骨。

1959年，彭德怀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被视为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右倾机会主义者，惨遭迫害，全国报刊开始投入宣传阶级斗争的漩涡。自1962年农村政策的局部调整，有些生产队冒死搞起“包地到户”“定产到田”，为售卖农副产品自发组织了农村集市。对此，高层领导出现了意见分歧，导致八届十中全会上大讲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响彻全国媒体。包产到户和家庭副业搞得好的、稍为富裕的农民被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支持包产到户和自由市场的各级领导干部被诬陷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多吃多占的农村干部被定性为“四不清干部”，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持反对意见的人被戴上“反革命”或“坏分子”的帽子，所有专家学者和教师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视为“臭老九”。全国的报刊和广播展开对这几种人的尖锐批判，各种斗争会成为这一时期报道的主要内容。

自1966年5月，以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为主阵地的全国媒体，在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的直接操纵和煽动下，集中宣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文化大革命”大造舆论。一场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在党政机关、工厂农村、学校街道延续十年之久。当时，媒体传播大量谣言和虚假理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鼓动群众打砸抢，摧残斗争对象的肉体和生命，广大青年学生和工农群众的精神道德被荼毒。几百万干部和知识分子被关进牛棚，武斗在各地群众组织中接连发生，各类学校停课，大专院校停止招生，贻误了几千万年轻学生的前途，工厂经常停工停产，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1980年，邓小平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说：“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大，总之，人死了很多！”

媒体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歪曲了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使全国陷入动乱和浩劫，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正常变革，极大损害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违背社会“根理论”的必然结果。诚然，造成这种恶果的根本原因不能归结于媒体，但对这一原因的探讨已经超出新闻学的范畴，不是本文的主要任务。本文要研究的是，社会根理论对新闻报道的制约，新闻工作偏离根理论的严重性和危险性。本文紧扣这个主题，不仅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对新闻工作的重大指导作用，也让人确信社会变革一旦脱离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理论，必将严重破坏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安定的政治局面。在进入智能生产力的今天，媒体急需准确地运用社会根理论说明时代的巨变，深刻报道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必然性和正确途径。

参考文献：

[1]言之无物，评社会根理论.豆瓣读书[EB/OL].https：//www.douban.com/subject/24673249/revi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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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arney Glaser，Anselm Strauss，（2000）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Strategies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Routledge，3.

[5]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189.

[6]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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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03.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8.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

[11]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Ｍ].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