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谋全球传播中国方案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全球传播”高峰论坛会议综述
作者:邵 鹏 虞 涵
来源:  发布时间:2020-03-20  点击量:358次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理念,更将中国发展置于全人类发展的时代坐标系中。面对新世纪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正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来审视自己的传播战略和话语体系,迫切需要以“中国方案”推动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2019928-29日,由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资助、浙江省传播学会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共同主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的全球传播”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百名专家学者以“建国70年中国国际传播的新思维、新话语、新渠道、新模式”为主题,共同探讨当今国内外传播形势,共同谋划具有“中国声音”的全球传播路径。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主张与国家形象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和平发展、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家实力和国家话语力量日益提升,部分西方国家开始了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的炒作。随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被多次写入联合国文件,中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世界的愿景获得了更广泛的国际认可,部分西方国家的质疑不攻自破。如何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导向,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塑造讲诚信、有担当的中国形象成了本次论坛探讨的重点议题之一。

从新闻史学、范长江研究,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国社科院尹韵公教授的学术经历与时代同进共演。在此次会议上,尹韵公教授以《新中国70年国家形象建构的经验、问题与启示》为题发表主旨演讲。他认为提升国家实力与占领全球道义制高点是塑造国家形象的关键。从抗美援朝战争到改革开放,再到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国家形象经历了从任人欺凌到受人尊重的转变。面对世界新的期许,中国要树立“中国模式”的示范效应,必须继续占领全球道义制高点、坚持技术产业升级、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使命。

浙江省传播学会会长、浙江大学教授邵培仁认为,中国在国际传播中应该构建具有开放性、平等性、自由性、易得性、时效性和广泛性的开放共享的全球信息传播新模式,打造和谐包容、开放合作、共进共演、良性发展的新型传播世界。邵培仁教授的开放共享观点,让会议伊始便拥有了一个放眼全人类传播与发展的大格局。他主张中国应率先示范,主动建立先进的传播平台,全方位、全媒体向全球用户开放免费的五千多年历史文化和海量信息,以实际行动和具体方案推动全球信息的开放共享,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本次会议既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等中国主张的学术解读,又有对国家安全、国家话语困境、文化符号的反思与探讨,学者们从多样化角度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构建国家形象赋予新思维与新路径。从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史维度,西安交通大学吴锋教授就国家领导人新闻发布机制嬗变研究发表演讲。他认为,我国现有的新闻发布机制日益完善,但还存在缺陷,需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治传播改革,尝试拓展新媒体渠道,以充分发挥新闻发布机制推动国家治理、维护国家形象的重要作用。浙江工商大学冯洁副教授回顾了70年来国家文化安全的建构过程,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既可推动由国家认同、国际共识塑造国际规范,也是建构社会认同、国家文化安全的道德呼唤。但是,社会化媒体也会因其社会动员功能的放大影响全球政治格局,而促使国家力量介入。从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国际理论范式角度来看,上海师范大学王国凤教授以超学科思维提出“7W+1H”的国家传播模式,国家形象的有效构建既要关注“说什么”,也要重视“怎么说”的话语策略。她认为中国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打破世界二元划分,发展“本我”,与世界人民共享和平。浙江传媒学院洪长晖副教授基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在发达国家的负面形象,探究了社交媒体在民间舆论场中对国家形象塑造的作用机制,提出需以软实力构建为导向,塑造与中国现实相称的国际形象。

媒介所呈现的价值符号与国家形象间的交错关联也是学者们关注的议题。江西师范大学袁爱清教授以“一带一路”语境下《丝路微记录》中的语言文本为研究对象,提出微纪录片是构建国家形象的重要媒介,利于塑造“包容、负责、互惠、开放”的国家形象。大连外国语大学蔡馥谣以70年来德国《明镜》周刊封面为研究对象,提出《明镜》周刊中的中国形象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社会为总体的想象物,而客观对待和理性分析“他者”的观点,应是提升国家正面形象的重要途径。

 

二、新世界主义:全球传播的理论脉络与实践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2]当今世界风云变幻,全球政治经济格局面临前所未有之变动,中国要立于世界之林,向世界传递国家声音就迫切需要以严谨的理论体系为指引。本次会议上,学者们对“新世界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进行了深入详细的理论研究,以学术的严谨与理论的观照为全球传播与国家传播的实践路径提供新思维。

浙江工业大学王哲平教授认为:新时代、新形势要求以发展的眼光和对立统一的方法论,观照世界体系转型发展的复杂性,要求融合“他塑”和“自塑”,呼吁共生共荣的“共塑”。我们正处于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是经济上的复兴,更是文化上的复兴。中国不仅要生产高铁、研发芯片、发射卫星,更要生产思想,提供对人类有重要贡献的理论和学说。

聚焦传播学未来走向,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在《传播学要着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的演讲中提出,传播的实质是一个柔性的权力控制的过程,在信息社会的网络媒体对人而言既是控制也是解放,传播学恰恰就是研究权力施受方力量的博弈。未来,传播学应该更侧重阐释网络建构机制与权力控制模型。暨南大学姚锦云放眼华夏传播研究的未来路径,认为“个体—结构”有助于走出华夏传播研究“牵强附会”的困境。华夏传播研究要将个体思想放置于社会结构中,让现代理论与历史情景有机结合。基于全球传播的理论脉络,上海大学齐爱军教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媒介正义的德性之源》中提出,在凝聚群体认同的过程中需要“媒介整理”伦理观的介入,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价值性、规范性、理想性、超越性为媒介正义的传播伦理提供了理论资源。浙江传媒学院袁靖华教授立足“共同体”“范式”“传播”的思维迭代,从整体论出发,在观念、内容、场域、结构等多方面对我国对话传播话语范式进行更新。温州商学院李文明教授经过分析,提出了新世界主义是人本驱动下的认知理念、技术驱动下的理性追求、多方驱动下的整体互动传播的理论框架。东北财经大学廖卫民副教授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起有机勾连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基于理论指导,全球传播实践应具大局观、同理心、分享力、包容度与生态位,共同创造中华民族及全人类的美好未来。浙江大学传播学博士生左蒙从全球化、世界主义和新世界主义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出发,认为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的研究应该侧重基础理论体系建设,实现去政治化和学术转型。

全球化传播和对外传播渠道正在不断拓宽,基于现有的理论架构,全球传播路径建设也成为学者们主要探讨的议题。中国传媒大学隋岩教授从具体传播场景的描述提升到价值符号的基调性原理阐释,提出全球传播中要重视符号价值的利用,将元语言的社会属性移植到价值传播和商品传播上,实现意义移植。友好良善的细微言行能潜移默化地渗透进生活,成为语言和思维表达方式,助推人际传播,从而拉近中国与世界的情感,构建彼此沟通的基础、情感和价值观。厦门大学赵振祥教授在《从时尚浪潮到文化浪潮——时尚传播的文化指向》的讲演中强调文化的相对独立性,认为文化浪潮是权力施展和反权力的场域,文化可以对社会变革、移风易俗甚至是政治变革产生影响。个性化时尚浪潮能够对社会审美进行动员,其产生的裹挟力让不同审美倾向的人产生审美趋同,进而产生文化认同,实现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复旦大学朱春阳教授基于大量数据指出,从中国影视产业角度来看,中国是大国经济规模小国市场经济模式,国内市场优势没有得到发挥,中国影视产业如何处理与世界的关系,如何实现国内国外的互构性让影视产业走出去,是中国影视产业领域提升全球传播力需要思考的议题。

随着全球化的持续推进,世界是否真的进入了跨地域、无国界的“全球传播”时代?浙江工业大学邵鹏副教授认为,全球传播中的信息壁垒不仅存在,而且正在不断固化,平等自由的国际传播新秩序尚未建立,“全球传播”需要中国破除传统思维,创新对外宣传模式。浙江工商大学陈国利副教授则认为海外华文媒体具有引导舆论、拓宽国际舆论场的作用,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海外华文媒体要加强与海外主流社会互动,持续弘扬中国文化。浙江传媒学院王冰雪副研究员从电影中“家”的想象切入,认为影像化叙事中具体的家庭景观让中国与国际接轨,影视作品所蕴含的东方文化也能影响西方观众的行为方式。

 

三、全球传播秩序:技术趋势下的网络空间治理

 

网络空间已经成为当前全球传播的重要场域,各国都在加快网络空间国家版图的构建与拓展,竞争变得日趋复杂。习近平提出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五点主张,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

在网络空间治理与全球传播秩序重构中,清华大学崔保国教授在《全球传播的百年变迁》讲演中,提出大众自传播概念,认为网络空间是真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传播学已经到了从新媒体研究到传媒研究再到网络空间研究的范式转换。崔教授还指出,有治理才有秩序,有规则才有治理,网络空间是全球传播秩序的重要板块,网络空间治理是涉及国家与全球的多维度、多主体、多层次、多议题的复杂治理体系,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也应该跨学科研究。南京大学杜骏飞教授在《互联网与全球治理:协调与冲突》中将互联网治理差异与共识的辩证关系作为破题点,认为现在的网络空间分为管控规制、平等磋商、自适应三个流派,三个流派之间至今仍然在博弈,因此现在我们所提倡的互联网共同体更多的是一种美好的愿景。技术“走出去”的困境、网络民族主义、国际社会本位化以及如何保证网络共同体非“同一体”,让每个人都拥有心灵的自由和基本的人权,都是网络空间治理需要深入思考的话题。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顾杨丽认为,在新世界主义背景下,网络空间信息安全需要全世界共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也需要全球共同提高安全意识。同时提出了尊重各国网络主权、强调多边合作、规范和强化平台管理责任的全球网络生态治理的具体方案。浙江工业大学邵鹏副教授和虞涵从网络空间国家版图、网络空间企业版图探讨网络空间视域下中国全球传播的战略和路径,认为推动广泛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激发媒介融合的深度与广度,有利于中国建立全球传播的长期竞争力。

学者们还聚焦了互联网时代的现实忧思。浙江工业大学李兵副教授从“被遗忘权”理论和司法实践出发,探讨互联网“矢志不忘”与网络信息“脱语境”下网络用户隐私问题。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副教授范红霞将场景连接和精准匹配间相互发力、相互勾连、嵌入从而形成的舆论共振这一传播结构命名为“信息蛛网”,认为“信息蛛网”能够突破“信息茧房”,推动万物互联互通,重塑用户价值观。

 

四、结语:一次精彩、圆满、成功的会议

 

本届论坛闭幕式上,浙江省社联社团处郁兴超处长做了精彩总结。他说,浙江省新闻传播学科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已经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研究和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次96位专家学者在论坛的主会场和40个分会场,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层面向我们展示了全球传播研究的新思维、新话语和新观点,让我们享受了知识盛宴,对全球传播的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有了新的认识和启发。这是一次精彩、圆满、成功的会议。

浙江工业大学副校长虞晓芬教授和该校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周必彧教授在交流和致辞中分别指出,当前,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以同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共同建设美好的传播世界,共同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近年来,浙江工业大学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势头喜人,特别是在新时代全球传播研究、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以及媒介融合、媒介记忆研究方面深耕细作,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具有一定的优势和特色,产生了较好的学术影响。

闭幕式上,邵培仁教授代表浙江省传播学会和论坛授予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会议最佳组织奖。学会常务副会长卫军英教授宣布了今年论坛论文获奖名单。他认为,本届论坛的论文作者从宏观把握到微观剖析,从反思历史到预测未来,从总结经验到突破创新等不同角度为我们展示了“建国70年中国国际传播的新思维、新话语、新渠道、新模式”。我们已经看到信息传播关乎人类共同发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是时代所需,传播学更应着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整体全球化的建设,以学术力量推进全球传播的共商共建、互助互信、平等交流、和谐包容,为构建全球传播新秩序作出贡献。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全球传播秩序重建研究”(18BXW062]

参考文献:

[1]钟声.拥抱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N].人民日报,2019-10-07.

[2]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邵鹏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广播电视学系副教授,浙江省舆情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虞涵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新闻传播学硕士生)

编校:赵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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