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的技术赋权与当代中国社会的进步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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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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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媒赋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它有时是“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有时是公共权力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国家利用传媒实现自我赋权，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赋权，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在近现代传媒赋权过程中，国家力量占据着重要地位，当传媒赋权影响到权力结构的平衡时，国家权力总会采取措施引导传媒赋权“再入轨”。
传媒技术赋权有时是“被赋权者”对权力的自我认知、主动发掘，如清末知识精英对报刊的使用，实现了传统“士大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有时是公共权力对“被赋权者”的权力授予，是外部力量控制的权力“在轨使用”，如现代网民是在国家给定的空间内实现对公共生活的参与等。传媒赋权的对象有基层社会、边缘群体，但国家也是传媒赋权的受益者，甚至是最大的受益者。传媒赋权让公众的权益得到保护，公众可以寻求外部的救济；公权力可以利用传媒赋权，维护意识形态，巩固现有政权。传媒赋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虽然有不同的表现方式，但传媒赋权总是国家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推动力。新中国成立后30年内的传媒国家赋权，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地位。改革开放以来的传媒赋权，一方面调动了人民群众的社会参与热情，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国家的社会治理能力。应该说，传媒对中国社会的技术赋权，改善了中国社会的权力关系，并不断推动着中国社会走向进步。
一、传媒赋权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
技术赋权不是一种权力的简单给予，它是特定人群使用技术后获得的权力增量。“技术使用”有多种情形：有的是国家权力对技术的垄断性使用，有的是边缘群体对技术的抗争性使用，有的是特定群体基于“对技术的敏感”而对技术的超前使用等。近代中国人民经历了战乱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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