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兴起一场公众新闻运动，记者进入社区，组织公众参与新闻报道，试图改造传统新闻业。被视为“新价值观”的这次新闻实验，由于种种原因于20世纪90年代末铩羽消退。互联网的出现给媒体格局带来重大变化，人们通过电子设备接收新闻，把看到、听到的事件发到网上，新式公众新闻再次登场。拂去遮挡视线的尘埃，美国新闻业的两次变革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前景，书写了两种异乎寻常的历史。

一、冲破新闻界固有的传统

早在20世纪20年代，沃尔特·李普曼和约翰·杜威曾就新闻与公众在民主中的作用发生了一次隔空争论。李普曼认为，记者的作用只能是记录决策者和民众的见解，依据客观性标准向社会提供信息。杜威不赞成这一观点，强调现代民主应该恢复公众的力量，使其为自己说话，公共新闻要发现、倾听和遵循公众利益。李普曼回应说，对普通公民的自治能力不可期望过高，公众应该被认为是稍微参与公共事务的旁观者；事实上，新闻界对站在公众一方准备不足。公民不可避免地扭曲他们所看到的东西，加上人类的非理性，新闻界无法从公众那里得到正确的判断，公共新闻（public journalism）只能贯彻实证科学。在李普曼看来，公共新闻业鼓吹由人民统治，实际是创造人民统治的假象，报刊遵循人民利益、服务于民主政治纯属空想。[1]

美国的民主政治，表现为两党角逐政权，由选民作出选择，人民通过投票或游行集会表达诉求。媒体报道这类事件，揭露擅权说谎的政客，被视为对民主制度的效忠。美国媒体在大选中，多报道竞选者漫无边际的诺言和相互攻击，公布铺天盖地的民意测验数据，很少反映老百姓的呼声。人民厌倦了这种“民主政治”，大量选民经常拒绝参加投票，1988年大选登记的选民仅有9100多万人，刚过美国选民的40%。《威奇托之鹰报》（Wichita Eagle）的编辑大卫·梅里特（Davis Merritt）指责媒体只关注候选人的争吵和民意数据，不报道候选人的政纲与公众生活的关系，建议记者到社区中去，说服民众改变对大选的冷漠。1990年，该报和ABC广播公司（Kake-T）成立一个小组，进入社区，听取选民对选举的看法，报道公众对话。大卫·梅里特称其为“来自公众的新闻”，他因此成为美国“公众新闻”（public journalism）的先驱。

此后，俄勒冈的一位报纸编辑桑德拉·米姆斯·罗也在社区中发动公众参与选举，他说：“我宁愿增加10%的选民投票率，也不愿赢得普利策奖”[2]。公众新闻活动在佐治亚州的某些地方报纸上同时开展起来。詹姆斯·凯里（James W.Carey）当时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媒体评论家和新闻学讲师，作为公众新闻的倡导者，他写道，这是“重新唤醒新闻和政治的守旧传统，重视地方民主和公民权，而不是以遥远的目标压倒它……公众新闻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新闻工作的巨大作用”[3]。

1991年大卫·梅里特和纽约大学教授杰伊·罗森（Jay Rosen）在凯特林基金会赞助的纽约记者会上见面，商定如何引导选民参与新闻报道，提高他们的选举意识。两人邀请记者出席会议、举办研讨班和新闻发布会，传授组织公众参与新闻报道的方法。杰伊·罗森强调，有71%的美国人认为媒体阻碍民众亲自解决问题，公众新闻作为一种解毒剂，能消除人们对新闻工作者和政治家的日益鄙视。《明星纪事报》（The Star Ledger）的执行编辑说：“公众认为新闻界是一座堡垒，传统新闻业过于强调冲突和两党对立，仰慕专家和公众舆论，而不重视公民和公众判断。作为自由社会的记者，我们的职责是重振传统新闻业，以新的方式倾听公众声音。”[4]凯特林基金会主席大卫·马休斯(David Mathews)第一个把公众新闻称作公民新闻，对支持者说：“公民新闻的目的是把新闻实践与公民形成公众联系起来，创造一种更有效的与读者的沟通方式”[5]。哈佛大学“琼·肖伦斯坦新闻、政治和公共政策中心”主任马文·卡尔布（Marvin Kalb）指出：“我认为，这场运动是美国新闻业最重要的一次变革。这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对美国新闻业根深蒂固传统的改造，应该仔细研究。”[6]一场轰轰烈烈的公众新闻运动，冲破传统新闻业的痼疾，在美国一些地方媒体拉开大幕。

二、公众新闻运动的扩展与实践

正如维基百科全书的诠释：“公民新闻（又称公众新闻）是将新闻纳入民主进程的理念。媒体不仅向公众提供信息，而且还致力于吸引公众参与并引发公共辩论。”[7]根据大卫·K.佩里（David K.Perry）的《公民新闻学的根源》一书中的论述[8]，公众新闻的实践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努力贯彻公众新闻学的下述原则：试图将报纸和记者定位为社区生活的积极参与者，而不是独立的旁观者；报纸成为讨论社区问题的论坛，支持普通民众提出重要问题和事件；通过社区成员的讨论和辩论来报道公众意见。

《夏洛特观察报》(The Charlotte Observer)以《威奇托之鹰报》为标杆，在1992年创建了一个选举报道模型，许多报纸纷纷复制这个模型，电视台和广播电台也加入进来。《费城问询报》开辟《公民之声》专栏，推动费城不同城区市民的对话，在关于选举白人还是黑人当选市长的讨论中，各社区都举行论坛，公众撰写的文章发表在《费城问询报》的评论版上。《西雅图时报》和当地电台与皮尤中心合作推出“前沿论坛”，依据杜威当年的观点，引导公民审议政府决策和候选人的资格，报道市民对话和对官员的意见。1992年夏，一些报纸提出“人民项目”（The People Project），依据公民的意见解决政府僵局、家庭压力、犯罪和教育等问题。威奇托市的公众新闻学研究人员对192名居民进行深入访谈，并把居民写出的文章发表在报纸上，畅谈他们想如何解决面临的问题。[9]

杰伊·罗森于1993年9月创建了由奈特基金会拨款513832美元的实验项目，拟定了95项计划，由171家新闻机构深入社区，启发公民写出精彩的报道。在依阿华州得梅因市登记处，记者、摄影师、艺术家和编辑被指派同居民就公民关注的问题进行不限名额的对话；《威斯康星州日报》和当地一家PBS电台召集公民参加“大陪审团”的模拟立法，审议财产税计划、国家预算和医疗改革；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一家新闻杂志社与一个由商会赞助的智库合作，就该州的经济问题召开了五次居民会议，听取读者意见，推动了会议议题的深入。主持这次活动的负责人说：“记者把一个完全不同的声音带到了报刊上，接连把报道推向高潮，我希望我们要做的是开发一个模型，让公众意见版面成为公众新闻的实验室。”[10]

一些报纸，包括《代顿日报》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明星论坛报》、西弗吉尼亚州的《亨廷顿先驱报》、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日报》和《俄克拉荷马日报》都举行了城镇会议，旨在解决顽固的社会和社区问题。甘奈特报系尽管不是公众新闻运动的成员，但1991年6月，报团的82家日报制定的2000个报道计划，同样按照公众新闻的方式实施。此后，对每篇来自公众的报道都进行了效果调查，听取了超过7.5万名居民对这类新闻的评估。从布朗克斯到阿纳海姆、从迈阿密到西雅图，新闻编辑室热烈讨论公众新闻的原则和方法，似乎出现了新闻复兴的征兆。这种公众新闻与当年李普曼提到的公共新闻虽是同一个词（public journalism），但含义却不同，前者实践的是杜威所说的让民众说话、由公众参与报道，后者则是指口头上代表公共利益、实则热衷于两党民主游戏的传统“公共新闻业”。

三、公众新闻理念的形成与要点

根据舒德森的说法，公众新闻是美国新闻史上组织得最好的一次运动，其主要目标是将报刊与读者、读者与公众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11]作为新闻理念及其一系列实践，公众新闻业提出了一个显然有争议的主张，即新闻业的目的是促进和改善公民生活，而不仅仅是呈现客观事件。参与这场新闻变革的记者和学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目标是媒体在民主政治中要改变中立立场，把公众变为记者，成为社区生活的报道者。罗森在1994年发表的关于公众新闻的联合“宣言”中解释说：“公众新闻试图让公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占有全面的地位。但它并不否认报纸记者和其他行动者之间的重要区别，包括政治领袖、利益集团和公民本身……一个社区是否能解决自身的问题，政治是否能赢得它所宣称的受到关注，应反映公众的声音，由公众来说明。”[12]皮尤中心指出，公众新闻实践“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套价值观，由一些不断发展的技术所支持，其核心是一种信念，即新闻业对公民生活负有义务——这一义务不仅仅是告知新闻或揭露大量事实，而是要影响公共生活的发展”[13]。

公众新闻的主要理念是，公众是民主政治的参与者与报道者，在借助新闻解决社区问题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梅里特将公众新闻概括为“一套认识新闻与民主之间相互依赖并发挥作用的公益价值观”，“公众新闻虽然缺乏明确的定义，但它成为协商民主的参照：将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输入给公民，使他们参与解决问题和作出公共判断”[14]。罗森从1992年至1999年先后出版了《社区沟通：公众新闻的密码》《接触公众权：公众新闻与新闻界的麻烦》《公众新闻：理论与实践》（梅里特与罗森合编的论文集）《记者是干什么的？》等著作，强调当代媒体需要从积极的角度看待自己的角色，既要重新点燃至关重要的公共生活，又要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公众新闻将公民与报纸、社区和政治进程“重新连接”，“根据公众新闻的福音，专家不再是新闻选择的引文机器，必须听到读者的声音”[15]。

公众新闻业摆脱了精英控制，把公众声音传播给整个社会，而不是处于超然立场、空洞地高谈代表公共利益。公众新闻理念的热情支持者詹姆斯·凯里（Carey，J.W.）和其他人（如R.奥森），批评媒体未能让公众参与“谁将成为最佳总统”的有意义的辩论，指出：政治精英们在选举中利用媒体争先恐后地表演，使选民们在一旁像体育爱好者一样欢呼或嘲笑，这种公共新闻业从新闻编辑室传播到新闻编辑室；而公众新闻业则征集“社区倡议”，让公众表达对候选人的看法，把含糊不清的“信息新闻”发展到“对话新闻”，使公众呼声走向新闻编辑室，再走向广大公众。[16]

公众新闻的重要价值在于，放弃媒体的商业原则，赋予公众使用媒体的权利，恪守新闻的职业精神。随着时间的推移，公众新闻运动显露出的真谛是：它不是公众赋予媒体权利，而是媒体赋予公众权利。它的一系列项目没有任何东西刺穿鼓吹民主但却实行独裁的机构，也没有任何东西替代新闻的职业规范，正如罗森所说：“公众新闻不是一场暴动，甚至不是对工作中结构性力量的轻微反抗，它没有也不能维持美国媒体运作的商业体制。准确地说，这种大众传播不能错误地将大众传媒政治经济学放在首位。”[17]然而，这种崇高的新闻理想同商业性追求水火不容，在发展进程中屡屡遭受嘲讽和遏制。

四、公众新闻运动的挫折与谢幕

《圣路易斯新闻评论》月刊的记者、作者和公众新闻的学者们每月都聚集在离编辑部不远的一家餐馆，讨论地铁地区的新闻报道。可是，该月刊的创办人和发行人查尔斯·L·克洛泽（Charles L.Klotzer）在1995年发表了一篇反对公众新闻的评论，让人们大吃一惊。随后他和编辑爱德华·毕肖普（Edward Bishop）一道向报道公众新闻的媒体发去一篇说明，认为这种新闻正在发生不祥之兆，有些报纸因缺乏资金开始低声下气地跪拜广告商，一些记者沦为“来自公众新闻的难民”。公众新闻的批评者还指出：“公众新闻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粗俗、幼稚和愚蠢的，太无聊了，这是非常懒惰的新闻业。”这场运动“类似于邪教”，对“高质量新闻框架”的讨论正在转向“公众新闻宗教”。[18]1997年《圣路易斯新闻评论》和韦伯斯特大学传播学院合作，对全国新闻学教授和日报编辑进行了一次广泛调查，想了解有多少人对公民写的新闻是欢迎还是不悦。结果，很多人抱怨公众新闻平庸无益，“这些东西是为一群教授准备的，不会传播到任何地方”“我读过这些文章，但我仍然不知道它是什么”。

公众新闻的原则让客观、超然的价值观让位于尊重公民意见的新价值观，不可避免地激起两种势力的冲突。有的媒介批评者指出，公众新闻的倡导者没有诊断出困扰美国新闻业的要害是什么，他们为挽救新闻业开出的处方更可能伤害而不是帮助这个行业。[19]怀疑这一运动效果的媒体人，担心媒体变为事件的参与者而不是记录者，会损害媒体的信誉，对传统新闻价值观构成威胁。[20]

主流媒体始终蔑视和抵制公众新闻实验，全国性报刊的大腕们对其非议不断。《华盛顿邮报》的前总编辑伦纳德·唐尼（Leonard Downie）说：“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公众参与……我们在该地区遇到严重的财政问题，不是告诉公民就有希望解决的，它的解决取决于选民、国会、市议会和市长。”唐尼把“公众新闻”描绘成一种花招和包装，“强迫候选人与选民对话，强制公民和候选人提供信息，是侵害公民权”。《费城每日新闻》社论版编辑理查德·阿雷古德（Richard Aregood）认为，报纸让外人制定自己的议程不是好事。“如果我们所做的是询问人们我们该做什么，就放弃了自己应做的工作。”《纽约每日新闻报》编辑霍华德·施耐德（Howard Schneider）强调：“一旦一家报纸开始领导游行而不是报道游行，它的信誉就会处于危险之中。”“我知道报纸想发展一种公民文化，让人们参与其中。但不可避免的是，一家报纸一旦被确定为某一职能的特别倡导者，危险就不言而喻了。”《纽约时报》总编辑尤金·罗伯茨（Eugene L.Roberts Jr.）质问：“如果读者要求报纸应该写些什么就报道什么，记者们不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吗？记者应该成为社区的记录者而不是支持者。”新闻的独立、客观性概念，是美国两个世纪形成的新闻职业信念，多数人抓住客观性标准，批评公众新闻“把社区民众放在首位，丢弃了中立、公正和讲真话的职业忠诚”[21]。

公众新闻的倡导者对批评者发起反攻，称他们是膝下的混蛋，思想狭隘、反动。这种反批评引起同行的反感，导致外界渐渐对他们疏远——从新闻界的疏远到社区和国家的疏远。[22]在报道公众新闻的媒体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想遵守这种“新闻室文化”，渐渐离开了报纸。到20世纪90年代末，皮尤、奈特和凯特琳等基金会由于受到批评也撤走了资金，活跃不到十年的公众新闻运动悄然谢幕。

美国这次新闻变革的挫折，是私营新闻制度的必然结局。在媒体私有体制下，让公众的声音占领报纸版面和广电节目时段，是十分幼稚的想法。资金赞助是有限的，私有媒体不可能给公民提供免费论坛。此外，公众新闻运动起始于希望改善美国的选举制度，由社会精英和富人主导的这一民主机制，不会按照公民的意志运转。特别是，部分社区公民并不代表大多数公众，公众新闻的实践者不可能在美国大多数社区培养公民记者。建立在沙滩上的公众新闻变革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都毫无公共新闻的属性。坦尼·哈斯（Tanni Haas.）在《公众新闻缺乏严密的公共哲学——何为公众新闻中的“公众”？》一文中指出：“记者们应该考虑公民审议的过程和结果是否符合边缘化社群的要求，放弃排斥特定利益集团的做法，还应当帮助公众详细描述更高秩序的共同利益，并谨慎地考虑让哪些专家和领导者进入民主协商。因为构成公众的（a public of citizens）不仅是参与既定政治问题面对面对话的公民，也包括在政治辩论中意见不同的公民。”[23]既然公众新闻中的“公众”应包括全部边缘社群、不同意见与不同利益阶层的公民和专家与领导者，部分社区公民的声音不可能代表整个社会利益，这样的新闻变革很难持久。

五、网络公众新闻的出现与争论

2000年后，互联网成为美国新闻专业人士无法控制的媒体，美国一些公众新闻学学者提出“参与式报道”，希望公民更多地在网上发表意见并更具有反思性，想重拾90年代公民/公众新闻运动的规范。[24]大量公民记者涌进网络，博客、聊天室和各种各样的留言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意见和报道，远远超出传统媒体的报道范围。网上公众新闻的兴起和混乱，使传统媒体一筹莫展，公众新闻学的研究者也顿时不知所措。网上参与式新闻摆脱了媒体管理，以自己的方式反映现实，不再需要专业记者的组织和引导。网络公众新闻的倡导者被公众抛弃，网民开始自己创造历史。

互联网的参与性服务引发了新的争论：是否需要合理的把关和适当的编辑控制。有些人赞成媒体的传统守门功能，认为这种基于商业价值的精英主义，是不得不实行的民主秩序下的编辑权力。民众提出相反的观点，强调编辑控制将导致一场充满侮辱和分裂的公开对抗，现代新闻的“我们写，你们读”的理论最终受到公众的挑战，社交媒体用户开始自己设置议程。“这使新媒体技术滋生了无政府状态，数字化的最终特征是破坏民主与自由。”[25]网络媒体一旦受到公众的青睐，便以难以阻挡之势发展下去，它的负面影响只能在法治的约束下逐步修正。

博客出现后，大量博文提供了丰富的新闻和多元观点，但它们的自由度超出人们的想象。有人提出：“博客的作者是公民记者吗？嗯，是的，也不是。许多独立的博主当然可以被视为公民记者，但他们的报道不遵守新闻规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数字媒体总裁拉里·克莱默（Larry Kramer）表示，他很喜欢使用公民新闻的想法，比如手机拍摄一个其他人没有捕捉到的重大事件的视频，但不能确定它是否真实或有价值，新闻始终需要过滤。他说：“如果你想让我们使用它，你必须遵守我们的标准。CBS新闻必须保持其编辑权威，提供一个未经过滤的论坛可能会损害这一点，公民新闻不一定是‘一线新闻’(first-tier journalism)。虽然大多数公民记者希望传播真实的信息，但有些人的动机可能不那么高尚。”[26]

博客抵消了主流媒体向公众发布信息的特权，从而创造了新的大众媒体。肯尼萨州立大学传播学教授和著名博主伦纳德·维特（Leonard Witt）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从新闻业的演变过程看，公共新闻业现在被认为是公众新闻业，传统报刊机构常为反映和维护公共利益而辩护，但在线版本会蚕食主要的纸质产品。维特引用记者兼《纽约新闻日报》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Jimmy Breslin）的话提出警告：“互联网将决定你印刷的是什么，如果你不在乎，总想留在过去，那就留在那里，和你死去的报纸待在一起。”威特指出，报纸在网上出版必须发生变化，因为现在的公共新闻业已经转变为公众新闻业，广大网民和博客正在网上叱咤风云，给人们提供生机勃勃的生活信息，到2021年，“公民将产生50%的新闻”[27]。

2000年2月22日，韩国著名的新闻网站Ohmy　News上线，引起美国新闻界的高度关注，因为它的网页上写着：“每个公民都是记者。记者不是什么外来物种，他们是所有的人，他们寻求新的发展，是将新闻写下来与他人分享的人。”2003年1月，美国24位著名的公众新闻倡导者在肯尼萨州立大学相聚，建立了美国首家“公众新闻网”（PJNET），并宣称：“我们必须阐明新闻业的公众理念，帮助记者深入他们服务的社区，帮助社区与为他们服务的记者更加紧密地合作。”[28]这标志着美国公众新闻业在网上有了正式阵地，但许多传统专业人士却忧心忡忡，成为数字信息技术的怀疑者。2004年2月《亚特兰大日报》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在受人尊敬的大学里，计算机专家已经敲响警钟，高科技诈骗的潜力使基层激进分子同另类政治领袖聚集在一起，骤然点起火焰。通过网络而不是纯粹的调查所讲的故事，如何能够真实可信？这些机器的主要危险在于不会留下篡改的任何证据。”当时，许多美国传统新闻工作者认为，主流新闻业将走向灭亡，网上的公众新闻业也将走向灭亡，因为在仪表盘、数据和没完没了的趋势报告的时代，聚集数十万人，设计出你想要的所有算法，人类还无法做到。[29]

15年后的今天，网上的公众新闻业不仅没有死，而且方兴未艾。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底的统计，美国有博客、微博写手3000多万人，68%的成年人从社交媒体上获取新闻，但有超过57%的受访者认为社交媒体的新闻没有可信度。同时，美国的主流报纸也没有死，各家大报先后创办网站，融入网络，在社交媒体上也异常活跃。CNN在脸书上的观众有2100万人，《今日美国》报有1亿网络读者。尽管美国主流报纸不像过去那样仍是媒体巨头，但2018年创造了约287亿美元的收入，而数字报业的收入却增长了近9.8%，达到1200多亿美元。[30]网上公众新闻和传统媒体都创造了新的历史。在任何时代，信息技术的创新都决定着新闻业的命运，融入智能网络是当代报业的唯一出路。

参考文献：

[1]Carl Bybee.“Can democracy survive in the post-factualage：A return to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bout the politics of news”，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Mar1，1999.

[2]Alicia C.Shepard，“The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AJR，Sep，1994.

[3]Glasser，Theodore，(1999)The Idea of Public Journalism，Guilford Press.63—64.

[4]Tony Case，“Public Journalism Denounced”，Editor and Publisher，Nov.12，1994.

[5]Jay Rosen，(1999)What Are Journalists For Yale University Press，23.

[6]Kraeplin，Camille，“Public Journalism：Is It on Editorial Turf?”The Masthead，Winter，1998.

[7]“Civic journalism”，From Wikipedia，the free encyclopedia.

[8]David K. Perry，（2003）Roots of Civic Journalism：Darwin，Dewey，and Mead，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32.

[9]Alicia C. Shepard，“The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AJR，Sep，1994.

[10]Alicia C. Shepard，“The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AJR，Sep，1994.

[11]Haas，Tanni.，(2007)The Pursuit of Public Journalism：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 Routledge，34.

[12]Jay Rosen，(1999)What Are Journalists For?.Yale University Press.75.

[13]Pew Center for Civic Journalism，“Doing Civic Journalism”.http：//www.pewcenter.org/doingcj/，accessed Dec.25，2008

[14]Min，Seong-Jae.“Conversation through journalism：Searching for organizing principles of public and citizen journalism”，Journalism，Mar.2015.

[15]Alicia C.Shepard，“The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AJR，Sep，1994.

[16]Glasser，T.L.，&Cra，S.“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search for democratic ideals”.In T.Liebes&J.Curran(Eds.)，Media，ritual，and identity(pp.203-211).Routledge，1998.

[17]Glasser，T.L.，&Lee，F.L.F.“Repositioning　the　newsroom：American　experience　with“public journalism””.In R.Kuhn&E.Neveu (Eds.)，Political journalism：New challenges，Newpractices (p.218)，Routledge，2002.

[18]Don H.Corrigan，“Does “Public Journalism”Serve the Public or Publishers?”，St. Louis Journalism Review，July-August，1995.

[19]Don H. Corrigan，(1999)The Public Journalism Movement in America：Evangelists in the Newsroom，Praeger，2.

[20]Brian Montopoll，“The Rise Of Citizen Journalism”，CBS News，Sep21，2005.

[21]Tony Case，“Public Journalism Denounced”，Editor and Publisher，Nov12，1994.Alicia C.Shepard ，“The Gospel of Public Journalism”，AJR，Sep，1994.

[22]Alicia C. Shepard，“The Pros and Cons of Civic Journalism”，Current Issues，Jan.1996.

[23]Haas，Tanni，“What's “Public” About Public Journalism? Public Journalism and the Lack of a Coherent Public Philosophy”，Communication Theory，Volume9，Aug.1999.

[24]Haas，Tanni，(2007)The Pursuit of Public Journalism：Theory，Practice and Criticism.Routledge，6.

[25]Barber，B.R.(2004)“Which technology and which freedom”，In：Jenkins H and Thorburn D(eds)Democracy and New Media.The MIT Press，p33–36.

[26]Brian Montopoli，The Rise Of Citizen Journalism，CBS News，Sep21，2005.

[27]Leonard Witt，“Is Public Journalism Morphing into the Public”s Journalism?”National Civic Review(3)，Oct.2004.

[28]“A Declaration for Public Journalism”，Public Journalism Network，Kennesaw，Georgia，Jan25，2003.

[29]Porismita Borah，“Blog Credibility：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Author Information and Blog Rerch”，Atl J.Comm，23(5)，Oct 2015.

[30]“U.S.Newspaper Industry-Statistics&Facts”，Statista，Feb，2019.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