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之“道”：中国故事的“中国式讲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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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9-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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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华文化作为独特的文化实体，蕴含了古老深厚的叙事传统，叙事之法总是指向潜在的文化哲学和叙事之“道”，携带着丰富的文化密码。基于中国叙事学的高文化浓度，中国故事的当代传播应融合中国传统的“叙事之道”，立足于中国故事的叙事学建构，确立“中国式”讲述理念。中国传统叙事诸要素中，意象叙事隐藏着“中国式讲述”的文化本能，文本结构创设了“中国式讲述”的生命时空，叙事视角包含了“中国式讲述”的独特体验。
世界各民族文化的异质性存在，使其对宇宙人生现象的体认有不同的视角和思路。中西方文化存在着异质、异源、异流之差异，在不同的“第一关注点”之下生成的知识形态和文化眼光也相应不同，并形成不同的规范系统、意义系统和表述系统。西方叙事学强调文本的内在分析，将叙事文本视为独立的封闭体系，其在叙事层次、视角、时间等方面的研究创新性突出。同时，因其摒弃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从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地对人类精神文化现象的研究，难以经受来自社会历史和文化哲学的质疑，也令人对西方叙事学的“世界性”产生怀疑。而中国的叙事传统古老深厚：最早的叙事始于商代卜辞，其简短实用的叙事文字隐藏着多元散漫、隐晦神秘的思维方向；朱熹将中国叙事追溯到《诗经》；刘克庄《后村诗话》将乐府长诗纳入叙事考察的范围；叙事作为重要的历史书写策略的确立，是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书中使用“叙事”共43处并设《叙事》篇；明清以后，人们对于叙事智慧的体认扩展到了小说戏曲。中国叙事与新闻传播的关系，则可追溯到《三国志·魏书》：“司马迁记事，不虚美，不隐恶。刘向、扬雄服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谓之实录。”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和精准的叙事能力正是新闻非虚构叙事的应有品质和一贯追求。
中国叙事在悠久的历史中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审美风貌，叙事之法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潜在的文化哲学和叙事之“道”，对叙事作品的阅读亦成为破解文化密码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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