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我国新闻媒体的社会观
作者:刘建明
来源:  发布时间:2019-08-06  点击量:1443次
【摘要】媒体对我国的两极分化、企业家是不是剥削者以及多年不能彻底解决的社会痼疾,或者避而不谈,或者进行浮光掠影的报道,难以阐释今天社会变动的本质。媒体运用新的社会观透视新时代的复杂变化,挖掘社会巨变的应然趋势,受众就会看到一个不同于以往时代的生机勃勃的社会图景。

进入智能社会和全球化时代,记者思考社会问题的视角发生了根本变化,掌握和运用新型社会观成为媒体的望远镜和透视镜。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马云说,现在记者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可能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摄像头、芯片,“记者要做更多机器做不到的事情,去体验社会,提出问题,思考分析,做更有创造性、创意性的工作”[1]。不掌握新型社会观,媒体无法反映国内外复杂的社会现象,更无法阐释当代世界变动的本质。

 

一、由传统社会走向新时代的媒体社会观

 

人们对社会以及人与社会关系的根本认识,称作社会观,不同性质的社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观。[2]在传统社会,社会的变迁和新制度的诞生都起始于一个新的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关系的阶级推翻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剥削阶级,把社会推向前进。在这样的时代,新闻媒体分为两个阵营:一个代表旧的阶级,为少数人的剥削和掠夺财富辩护;另一个则代表先进阶级,号召民众推翻富有的统治阶级,改变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在贫富两极分化和对立的社会,“每条新闻归根结底都有阶级性和政治性”。77年前陆定一将此称为“唯物的社会观”[3]。直到今天,一些新闻教科书仍用很大篇幅来讲这个道理,用马克思恩格斯的名言“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暗示今天的媒体仍要遵循这种传统社会观。

但社会恍如隔世,新时代出现另一幅图景:我国大量富人不仅不是剥削者,而且正在忙碌地创造社会财富,许多平民经过自我拼搏也进入中产阶层,时代正在改写两极分化的内涵。我国的两极分化不具有对抗性,因为社会贡献决定人的不同富裕程度,全社会都在竭尽全力消除贫困,不存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对我国社会的这种看法,构成新时代社会观的理论基础,媒体正确反映现实离不开这个社会观的指导。作为观察、分析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的思想指南,社会观有若干层次,包括对社会分层、社会规则、社会动力以及人的精神追求的认识,覆盖了人们通常所说的经济观、政治观、人生观、价值观和伦理观。

当河北高院宣判3起涉嫌合同诈骗的民营企业家无罪,最高人民法院发出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后,媒体及公众蓦然对今天的社会分层有了新的认识:以诚实劳动和科技发明富裕起来的企业家和科技工作者,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不是剥削和统治阶级。习近平一语中的:“民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4]李克强强调,科技人员是科技创新的核心要素,是创造社会财富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应当是社会中的高收入群体。[5]在社会主义事业和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今天,媒体依据合法合规与公平公正的社会观透视社会各阶层的性质及其地位,是新闻真实反映收入差距、正确阐释大富与小富区别的主要出发点。合法合规与公平公正,立足于人人平等和依法治国的基本制度,是衡量许多是非问题的尺度。

面对某些地方穷人要“闹事”,富人要“逃跑”,[6]两极分化引起许多人愤愤不平,新闻媒体却躲躲闪闪,不敢正视,或拿出浮光掠影、隔靴挠痒的报道敷衍一番。不掌握和运用新时代的社会观,面对新的矛盾与社会冲突,媒体难以揭示社会变动和突发事件的实质。少数依靠权力、暴力和诈骗占有公共财富的狐鼠之徒,应受到法律的惩处。这是违法犯罪行为,不是社会分配问题。大多数科学技术专家和实业家依靠创造性劳动获得财富,应受到法律和政策的保护。媒体不能正确运用“合法合规、公平公正”的社会观,分析社会财富的流向,解释人们占有财富的根源,就无法抚平社会的仇富心理。

随着生产智能化的到来,工人农民也在快速走向知识化和专业化,成为机器人和高科技机械的操纵者。他们的收入每年都在提高,教授级的“大工匠”将跻身于富裕阶层。“北大荒”农民使用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在一望无际的水田里春播,各种制造业的“大国工匠”展示出精湛的技艺,“中科健德”马路吸尘电动车清亮的除尘声即将结束环卫工人边清扫边扬尘的笨拙劳动……所有这些新闻都在印证工农劳动者正向高端技术化升华,人人凭借自己的才智、能力和贡献获取报酬和社会荣誉的时代已经来临。新时代的社会图景让记者思考问题的方式不能不发生改变,运用不同层次的社会观的思想体系指导新闻报道,将真实地展示一个大中至正、奇迹频出的时代。

人民正在凝心聚力地投入新生活的建设,是现时代最大的政治,新闻的政治性更多地转向如何统一人民的步调,加速增强国家的科技与经济实力,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7]透过这一社会观剖析我国社会,看不到存在一个统治阶级,人民不能统治人民,更不能用一种统治思想制造人民分裂。160年前《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中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解释,即党报在“将旧世界推翻在地”之后,“要求有一个新社会,一种新生活……这就是人民的精神。人民不要分裂、不要阶级统治的人民已经掌握了主宰的权力,他们把自己的每个成员看成是庞大躯干的相互协调的肢体”[8]。在建设新生活时代,记者的思考焦点不再是新闻事实的搜集和陈述,网络大数据和智能电脑对捕捉和描述事件没有任何缺憾,记者的主要精力要转向考察社会、洞察社会发展,预报社会可能遇到的风险。新闻的这种政治性,要求媒体成为视野开阔、通真达灵的智库,始终占据指点社会运筹的高位。

 

二、探索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媒体社会观

 

一个好的社会,没有压迫和剥削,也没有穷人的忐忑不安。我们正在全力消灭贫困,离全民富裕的社会越来越近。但也有一些危机性、疑惑性社会问题不断出现,仍不能尽快解决,媒体对这类问题的报道往往蜻蜓点水,深不下去:房价调控十多年,在各地收效甚微;在中央组织部和纪检委的严格要求或督办下,“带病”升官的现象仍难以杜绝,举报腐败官员的检举信仍能转到被举报人手里;许多黑社会称霸一方,公安机关虽不断加大打击力度,但保护伞却让为非作歹者逍遥法外;全国7亿多平方米的小产权房的归属问题,讨论了近20年没有解决……社会缺乏自我调节能力的这类事件,媒体时有报道,但仅仅罗列现象、点到为止,很少有深度分析。

社会难题的解决,需要社会具备自我调节能力,这一社会观正在改变媒体对问题新闻报道的思考角度。即使是最好的社会也会遭遇挫折或产生某些痼疾,能够自行解决社会坎坷或弊端,是社会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标志。洞察社会的畸变、隐患和安危,反映人民的呼声,及时为社会的自我调节提供信号和目标,是新时代媒体不可忽视的社会观。主流媒体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辨别和衡量是非、善恶、美丑、功过、得失、苦乐、荣辱、爱憎的根本出发点和依据”,[9]提高了我国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为缓解和消除社会危机,解决人民最关心的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我们面前,“长期积累的一些问题已变得较为突出,诸如环境污染、吏治腐败、社会矛盾凸显、党内特权思想浓厚等。在少数范围和领域,党与人民的关系处于某种紧张状态,特别是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日益增加,领导干部脱离群众的现象时有发生,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10]。这种岌岌可危的大量事件,新闻媒体不敢触及,不给社会呈现解决敏感问题的事实和人民的意见,就没有尽到推动社会自我调节的责任。“以人民为中心”是强化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制高点,只有把人民摆在核心地位,随时听取人民的呼声,社会的根本矛盾和一切沉疴才能顺利解决。

媒体“以人民为中心”,要识民情、接地气,深刻反映群众愿望,让政府和官员知道社会的病灶。“新征程上,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人民是共和国坚实的根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既是发展目标所系,也是前进动力所在”。[11]“以人民为中心”是新闻媒体应当牢固树立的社会观,因为只有尊重人民的意志才能解决社会难题,为社会发挥自我调节能力提供强大动力。

不能忽视的是,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与效果依赖于政府制定“公平正义”的政策,让人人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和幸福生活,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体制。媒体掌握和运用这个社会观,宣传“公平正义”政策的基本准则和措施保证,许多社会难题就能迎刃而解。强调人人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在法治的约束下从事活动,扫除某些官员的特权思想和官僚主义作风,人民就会产生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媒体倡导和坚持社会公平观并受到法律保护,就敢于揭露和批评等级思想、权力寻租、以权谋私和任人唯亲,组织舆论有效地揭露腐败的社会风气。

“公平正义”的政策切实体现出“公平正义”,应以大量事实和公民的亲身体验做出说明,而不是以理论和政策本身解释政策的“公平正义”。这正是媒体发挥作用的用武之地,因为只有媒体才能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搜集公平正义的事实,把民众的感受报道出来,唤起干部和民众对公平正义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12]媒体的职责正在于暴露现实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通过这些矛盾和冲突的合理解决,说明公平正义推动了社会发展,显现出社会自我调节能力的行之有效。

解决国际争端和冲突,同样需要强化国际社会的自我调节能力,舍此没有其他途径能够解决国家间的磨擦与纠纷。国际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是缓解和消除国际危机的唯一方法,以强凌弱、挥舞霸权主义大棒已经失灵。习近平提出的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体制,彻底改变了“美国手握锤子,其他国家都是钉子”的国际关系,“逐步向各国以制度规则协调关系和利益的方式演进”。“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13]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无法撕裂,人类的整体利益紧紧相连,各国媒体运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社会观报道国际事件,激发多数国家的正义感与共同参与,霸权主义的战争恐吓就不戳自敕,只能仰屋窃叹、有所收敛。国际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超越各国的经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通过平等对话、相互尊重、求同存异和共同协商发挥不可抗拒的作用。我国媒体的国际报道坚持这一社会观,表现出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正在打造全球的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

 

三、透视新闻人物的记者社会观

 

记者面对社会,进入他采访的任何场所,首先看到的是人,是一群群极为相似、相同或截然不同的群体。这些群体都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生存,其神态、行动以至灵魂都透露出独特的个性。记者只要审慎地观察和沉思,就会发现他们似乎从历史中走来,又挤进了现实的人群,在以往的采访和历史传记中见过这个人。马克思写道:“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14]在社会巨变中,人的差别越来越大,许多人在豪华场所的言谈让人肃然生敬,多数人街头巷尾的谈笑不拘形迹,其中不乏一些人对现状不满的言辞粗俗失雅。记者通过人的言行透视社会,在透视社会中认识人的境遇与心灵,是鉴别、剖析新闻人物的重要社会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人的分析中,较多运用利益驱动的视角,揭示人的言行及其本性。在市场经济中,金钱既是最光耀的东西又是迷魂药,不良企业主、官员和许多平民都可能丧失良知,坠入金钱的万劫不复。媒体以这样的社会观剖析人,暴露其言行背后的各种心态,人物报道就可能入木三分。近几年疫苗造假的新闻不断,某些制药厂老板生产或贩卖假疫苗牟利,坑害善良的儿童和其他患者,利益熏心的龌龊很少被记者刺穴入骨。著名记者王克勤的重磅新闻《山西疫苗乱象调查》,引发社会的巨大震动,但对当事人唯利是图的图谋缺乏精雕细刻,没有引起社会的愤怒与警惕,以致假疫苗事件仍在接连发生。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市场竞争和对金钱的迷恋,总会有少数人不择手段地捞取不义之财,媒体的舆论监督着力触及人的灵魂,是鞭笞害群之马的九鼎之言。

人的利益永远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内在因素,而决定利益的,在今天看来重要的是获得财富的手段。记者深入到利益链条,披露人的思想动机和行为方式,彰显善良与险恶的不同追求。在人们重视金钱的今天,也有少数人大公无私,愿为他人和社会献身,面对大是大非一身正气。记者的主要责任就是寻找这些真正的社会精英,把他们的美德张扬于世,泽及万代。一位公交车司机驾车时突发心梗,他忍受胸腔剧烈疼痛,缓缓把车停在路边,等乘客完全下车后才将发动机熄火,自己却静静地趴在方向盘上结束了生命。这则报道文字简洁,事件本身十分感人,遗憾的是记者没有对其质朴纯真的品德给以圈点。在当代,诚信、忠实、善意、知恩图报和舍己为人是最美、最崇高的道德,每天都有大量具有这类良知的人涌现出来。

透视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追求,只用立场、观点、站队这把尺子,难以认识他的灵魂深处,因为这些由语言透露出来的信号都是外在和随心所欲的。以社会道德和社会良知透视人的善恶,从人的行为和善恶与是非观念观察人的心境和潜质,才能真正把握新闻人物的思想境界。社会的一些祸患大都不是政策失误或分配不公造成的,而是社会道德缺失、良知泯灭,许多好事办不成、办不好。

在现代社会,公共生活不断扩大,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经济往来几乎贯穿于人的全部活动,人的道德修养和文明程度成为维护社会契约和第三方利益的根本保证。忽视道德重力,不从道德上观察人、衡量人,就会被巧妙伪装的骗子绑架。实际上,社会立于两个基础之上——经济基础和道德基础,缺少道德滋润的社会非人道的冒犯就会到处冲撞。以道德支柱的社会观看人论事,是媒体判断人间悲剧和各种博弈的准绳,道德峰值和底线也是评价新闻人物最准确的圭臬。一个习惯于说空话、大话、假话、谎话、唯书唯上的人,常常骗取领导的信任,步步高升;一个花言巧语的人容易博得债权人的信任,钱财被席卷一空;法官在彭宇案中,竟然判决道德沦丧的一方胜诉,实在无法理喻。对这类事件的报道,不进行道德分析,解剖人的良知是如何毁灭的,就是一条思贫如水的新闻。习近平指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丑,培育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15]报道人物新闻,站在习近平道德观的高度,在受众心灵深处产生春风化雨的作用,才是一条有温度、有深度的新闻。

“以人为本”是现代社会重要的社会观,关心人的命运是政府和媒体的根本责任,也是媒体评价社会制度优良的主要指标。记者有关政策性、管理性报道,体现“以人为本”的崇高社会价值,要报道人在社会中受到重视的程度。实现以人为本,需要承认一个十分简单的事实,就是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同等重要。没有个体利益,社会利益是空洞的,根本无法确定社会利益的真实存在。社会利益不可能建立在损害个人合理利益之上,更不能无端侵害个人利益。这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涵。当一种理论或社会政策违背多数人的利益,人的怨怒愤慨和放荡不羁的行为就会频繁出现,这是“以人为本”被忽视的明显征兆,记者报道人的行为和态度不能无视这种社会根源。马克思写道:“要是某一个人,或者是人数很多的某一部分居民遭到了某种异常的、可怕的不幸……在一切人都在考虑而且许多人都在发表议论的地方,很快就会有些人行动起来。”[16]在今天,个人利益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社会利益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给全国每个人都带来希望和幸福,追求社会利益同时也就实现了个人利益。新闻记者具有这种社会视野,在许多有关人的切身利益的新闻中就会关注“以人为本”的实现程度,并对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辩证关系作出合理的解释。

我国著名的报纸《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在很大程度上关注人的命运,勇为弱势群体和遭难者代言。《艾滋病在中国》(1996年)、《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1998年)、《让无力者有利,让悲观者前行》(1999)、《被拐女为什么不回家》(1999年)、《九旬老人死刑风波》(2003)、《江西安义“放逐干部”回归之后》(2011)和《卖切糕的年轻人》(2012)等人物报道,以弘扬“正义、良知、爱心、理性”为制高点,以“关注人生,维护正义,坚守良知”为职守,把维护人的尊严、权利和生存视为新闻的最高价值。一切无视人的存在、高高在上的官僚作风,只把自己当作人,而把别人当作听话和顺从的工具。马克思尖锐地指出:“君主政体的原则总的来说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非人化。”[17]历史残留的这类思想垃圾,不能玷污媒体的人物报道,记者最大的善心就是对卑微者的尊重和同情。

参考文献:

[1]面对记者马云最害怕什么?他自己这么说[EB/OL].http//n.cztv.com/news/12754233.htm.

[2]百度百科,社会观[EB/OL].httpbaike.baidu.com/.

[3]陆定一.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M]//陆定一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24.

[4]新华社评论员.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新华网,2018-11-02.

[5]杨晓莆.给科技人员更多的获得感[N].光明日报,2015-03-01.

[6]王德培.穷人要“闹事”,富人要“逃跑”:如何稳定人心.福卡智库,2018-07-30[EB/OL].httpt.cn/ReKkdy8.

[7]列宁全集:第3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62.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487.

[9]胡锦涛.领导干部要带头增强党性[J].求是,199518.

[10]张太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怎样提出的[N].学习时报,2018-01-17.

[11]习近平.二○一九年新年贺词[EB/OL].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8-12/31/c.1123931806.htm.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2-33.

[13]习近平对国际局势做出5点最新判断.人民日报客户端,2015-10-14.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15.

[15]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EB/OL].http://www.gov.cn/jrzg/2013-08/20/content_2470777.htm.

[16]马克思.摩泽尔记者的辩护[M]//“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3.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59.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编校:郑 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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