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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新世纪文学以一个客观存在出现时，其中所裹挟的文化或者审美现象就会让人们重新回到文学和生活这类根本问题上。这样做的目的不单是为了让文学史对现代性加以观照或者进行深入的学术探讨，更是对人们置身其中的生活方式、思想模式和自我精神状态的深刻反省。张永禄撰写的《新世纪文学的变局和审美幻象》（2017年12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一书试图对正在变化的中国文学予以宏观把握和整体判断，希望借此勾勒出今日中国文学的基本格局与未来走势。
该书分两个方面：一面介绍“变局”，一面介绍“审美”。但就是基于这样简单的思路，作者将新世纪文学的发展脉络和主要内容叙述得淋漓尽致，在同类文献中可谓佼佼者。进入新世纪之后，小说出现了一个类型化趋势，这是文学领域的重要变局。而在批评家看来，成也市场，败也市场，此时需要借助类型理论为小说导航。近年来，文学出现了产业化趋势，最为重要的是文学传播的网微化。在这一趋势面前，文学创作从类型化进一步发展为“私人定制”，即便在传统文学方面也刮起“微”风，写作的泛文学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此外，新世纪小说的想象方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文学想象力的景观（格局）和局限越来越小，动力系统的置换与时代欲望化屏障也在逐渐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重启乌托邦，以此拯救文学想象力。
进入新世纪，小说的成长叙事模态也出现新的变化，从新人成长小说——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到新生代个体生成小说——“寻找那个个人”，再到独一代成长小说——“半成人”的焦虑，可以说，新世纪的小说类型处于不断的演进当中，其间经历了小说类型演替、演替机制审查等环节，小说活力也因此得到了极大释放。基于这样的事实，需要让新世纪的文艺批评重返公共话语空间，借此引领社会思潮，参与和引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文化解放。在这一过程中，需要以高度的人文情怀，针对新人文学崛起的事实，开展新的文艺批评。这是因为在新世纪中出现了太多的俗态书写与悲剧观照。比如，针对都市市民的情感结构问题，该书指出，新世纪的乡村已经成为都市情感结构的“他者”，作家的情感结构也开始迷恋在体面而闲适的世俗生活当中。但是，在情感结构的背后充斥的是十分浓厚的悲剧意味。这是因为在新世纪文学中已经出现了社会公众都无法忽视的心理落差和评价反差，所有这些都不该被冷落，所有日常悲剧都不应该发生，所有新经验都需要“变形”——以悲剧经验的审美方式进行重新表述。
近年来，由于遭到消费文化与电子媒介文化等多重影响，新世纪文学乱象丛生。类似崇高、神圣和“真善美”等价值立场都逐渐“退位”，这让“以丑为美”的思潮迅速泛滥，在全社会滋生蔓延。当然，新世纪文学当中的“丑”并非单纯的“丑陋”，它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更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概念。它是一种审美形态，更是一种畸形的审美情趣或是蜕变之后的审美价值取向，是一种病态的审美偏好。“以丑为美”的“乱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迷”住了社会公众尤其是读者、观众和听众的心智。即便很多人都明白低俗与通俗不同，欲望和希望不同，雅俗之间还保留着界限，但新世纪文学有从雅向俗以至低俗、鄙俗滑行的病态之象，“以低俗为美”的风气已经在部分人群中逐渐形成。比如，大量畅销书类型的作品，其审美境界均局限在现实生活的具体情境和日常感触当中，审美观照的是浅层人生欲望甚至是病态化的欲求。此类文学作品在新世纪文坛当中数量越来越多，有泛滥成灾之势。其中，不少引人注目的作品借助娴熟的叙事策略和技巧，沉溺在浑浊世相和日常琐碎的展示之中。无论是《秦腔》还是《长恨歌》，都在刻意描绘生活和历史的“日常形态”，对景象万千的世界却视而不见。再如，这一时期很多文学作品讲述的故事情节与文本底蕴都缺少必要的关联，呈现出整体漂移之态，作品的凝聚力弱。
在传播实践中，大量文学作品在审美现代性的维度下展现出十分浓重的人文意识和人文情怀。作家们不但以知识分子传统的积极入世的心态注视着现实社会，还对新世纪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进行审慎观察与积极思考。比如，在很多新世纪文学体材中就涉及了大量与贫富差距、犯罪、生态破坏等有关的现实问题，也涉及由于物质崇拜产生了人的精神异化等问题。而以上几乎所有问题在该书中都得到了阐述和诠释。
（付艳红/南阳农业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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