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百年回望，可以有许多观察的窗口，可以有更多评论的视角。结合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研究心得，从理论自觉、西学东渐、学术自由与科技支持三个视角，探讨中国新闻学研究百年的历程、经验与教训，梳理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方法。

【关键词】新闻学；理论自觉；西学东渐；学术自由；科技支持

1918年10月，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被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称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及至2018年，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届满100周年。掩卷细思，新闻学百年历程的基本思考有哪些？可以说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问题。

一、理论自觉：中国新闻学成长的动力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旧序》中强调，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他的同胞费尔巴哈在《遗留的格言》中说，作为起源，实践先于理论；一旦把实践提高到理论的水平，理论就领先于实践。

研究者考证，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的时候，曾有“一字之添”的重要过程。1918年10月14日，研究会成立会上宣读的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校长蔡元培亲拟新闻研究会简章8条，发表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简章大意是：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的宗旨是“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内容共6项：新闻的范围、采集、编辑、选题、新闻通信法、新闻纸与通讯社的组织，校内外人均可缴费入会为会员，每周研究3个小时。在正式成立仪式上，蔡元培校长致开会词。他回忆当年同大家办《苏报》《俄事警闻》时，“与新闻术实毫无所研究”“不过借此以鼓吹一种主义耳”。民国元年以后新闻纸骤增，惟以发展之道，全恃经验。因此，他认为，“苟不济之以学理，则进步殆亦有限”，所以有必要组织学会研究新闻学。关于研究内容和方法，他提出：“欧美各国，科学发达，新闻界之经验又丰富，故新闻学早已成立。而我国则尚为斯学萌芽之期，不能不仿《申报》之例，先介绍欧美新闻学。”四个月之后，即1919年2月19日，由于参加研究会人员日增，决定改组，并修改研究会简章，将研究会宗旨改为“研究新闻学理，增长新闻经验，以谋新闻事业之发展”。同时，决定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1]

在“新闻研究会”的“新闻”之后加上一个“学”字，改为“新闻学研究会”，一字之添，大有讲究，这至少表明，在中国起步新闻学研究之初，就有了理论的自觉和对新闻学理之追求。往大看，蔡元培率先在北京大学举办新闻学研究会，便是借用北京大学的资源，开中国新闻学研究之先河。再者，蔡校长延请徐宝璜在研究会开讲的第一门课便是《新闻学》（原名《新闻学大意》）。

徐宝璜在《新闻学》第一章一起笔就指出，新闻学以新闻纸为研究对象。他说，尝考各科学之历史，其成立无不在其对象特别发展之后。有数千年之种植事业，然后有农学林学。新闻纸之滥觞既迟，而其特别发展，又不过近百年事，故待至近数十年，方有人以其为对象而特别研究之者。研究结果，颇多所得，已是构成一种科学，不过尚在青年发育时期耳。此学名新闻学，亦名新闻纸学。既在发育时期，本难以下定义：“新闻学者，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也。”此虽稍嫌笼统，然终较胜于无。[2]徐氏在书中还指出，新闻纸学的研究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报纸编辑、报社组织和报业经营。在第二章中他即讨论新闻纸的社会功能，当时的话语是“新闻纸之职务”，也即现代语中之“社会角色”，徐氏指出新闻纸的职务有六：供给新闻、代表舆论、创造舆论、灌输知识、提供道德、振兴商业。他强调，前三者，尤为重要。

由是观之，中国新闻学研究及现代新闻教育之初，便以新闻理论讨论及新闻知识灌输为己任。此后开拓出一条百年新闻学研究的曲折道路。说是“曲折”，盖因要坚持新闻有学，新闻事业必须循学之道而渐行之贯彻，实属不易。以权力者观之，以为新闻有学、必循理而行乃天大笑话。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遭到舆论反对。蒋介石说，舆论，舆论，舆论！我拿三百万元开十个报馆，我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什么狗屁舆论！我全不信。[3]“新闻无学论”在新中国也延续了不少年，198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举办纪念毛泽东90诞辰新闻学术研讨会，有个领导人发言时对自己长期坚持“新闻无学论”做了检讨，笔者当时听了深受感动。

极左思潮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对新闻学研究的破坏极其彻底。统计显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新闻学著作一共才出版43本，基本上都是新闻媒体机构内部编印的业务小册子，公开出版的寥寥无几。1968年9月1日“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彻底倒算的一篇奇文。《人民日报》开展《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讨论时，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发表文章说，我们主张彻底革命，有些系，如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根据这样的指导思想和舆论谋划，1969年北京广播学院被停办。1972年，包括新闻系在内的新中国成立后由党创办的第一所文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被停办。在此前后，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纷纷被迫下马，新中国历经艰辛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新闻教育事业，由此步入低谷。

“四人帮”覆灭之后，根据党中央的号令和部署，新闻界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揭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清除他们在新闻界的流毒。1981年11月，在庆祝新华社建社50周年茶话会上，习仲勋代表中央书记处对新闻报道改革提出五点希望：一是真，新闻必须真实；二是短，新闻、通讯、文章都要短；三是快，新闻报道的时间性很强，不快就成了旧闻；四是活，要生动活泼，不要老一套、老框框、老面孔；五是强，要做到思想性强、政策性强、针对性强。这就是著名的“五字方针”。

新闻改革对新闻学研究提出了急切的企盼。197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主持召开新闻工作座谈会。会议的首要议题是：新闻工作的重心如何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来？1979年10月，在北京地区社会科学界庆祝新中国成立30周年学术讨论会新闻学组，与会者提出，新闻媒介要进行自身改革，以更好地适应新的历史时期的要求。1980年2月，北京新闻学会成立，胡乔木在会上发表长篇讲话，阐述了邓小平的要求：报刊要成为巩固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中心，促进这个政治局面的发展。

在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伟大斗争和恢复新闻学理论尊严的学术努力中，新闻院校的学术中坚始终走在前面。1978年3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复旦大学新闻系一位教师的文章，揭露和分析“四人帮”控制时期《人民日报》的错误编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甘惜分于1980年写出了《新闻理论基础》一书，该书是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的首次系统论述，也是全国新闻院校清算“四人帮”封建法西斯新闻观点的理论总结。

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间，新闻学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可以用这样几句话加以概括：新闻事业迅猛发展推动新闻学基础研究著作大批出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普及教育促进马克思主义新闻经典著作研究趋向繁荣，新闻改革的丰富经验使新闻理论研究的方位与层面渐次深化，新闻理论研究工作者梯队初步建成且各具活力与特色。

二、西学东渐：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破土和枝繁叶茂

回望中国新闻学研究百年历程，必须正视西学东渐的学术潮流。绵延多年的外人报刊和西方新闻著作，对百年来尤其是最初二三十年中国社会政治文化改造和新闻学的破土建设，有着深刻而持久的影响。笔者认为，年届九秩的李瞻先生在《世界新闻史》中对此分析深刻且醒人耳目。李老师说：中西文化交流，虽汉唐有之，然交融会合，则自基督教东来始。外报本为外人在华传教、经商之媒介，惟至鸦片战争前后，我国朝野对当时之世界，仍属懵懵懂懂。故外报侵入后，对我国社会及国人之观念，均有重大深远之影响，兹举数点如下：

（1）外报为我国近代报业及政论报业之序幕；

（2）外报对我国近代思潮具有启蒙作用，进而促成清末“维新”及“革命”运动；

（3）外报注重工商业之报道及其发展，直接刺激我国近代工商业之诞生；

（4）外报主张废除科举，建立新式教育制度，此有助于清末教育制度之改革；

（5）外报鼓吹科学新知，直接引起国人对科学研究之兴趣。

上述均外报之功绩。然外报系以本国利益为前提，言论鲜难符合我国之利益。又因我国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故常常因外报混淆视听，挑拨离间，而妨碍国策，动摇国本，尤其因外报遍布我国，操纵我国舆论，此对我国民族自信心之戕丧，实在无法估计。[4]

徐宝璜《新闻学》一书在作者自序中提及，本书所言，取材于西籍者不少。其实，在西方国家新闻教育趋于普及，新闻学研究初有展开的推动下，中国的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也开始启动。1911年，全国报界促进会在上海举行会议，倡议成立“报业学堂”，未果。而后方有蔡元培校长在北京大学创办新闻学研究会之举。而在徐书之前，国内已出版有日本新闻学者松本君平的《新闻学》，该书是出版于1899年日本的第一本新闻学著作，中国于1903年译成中文出版时，该书在日本的再版本（1900年）已易名为《欧美新闻事业》。越十年至1913年，上海广学会翻译出版了美国新闻学者休曼的《实用新闻学》（美国1903年版）。无疑，松本君平和休曼的书，对于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启动，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的另一位导师邵飘萍在研究会的讲课《实际应用新闻学》这部书稿，以及他的另一部书稿《新闻学总论》，也都受到西方新闻学的影响。他在前一部书出版时的“赘言”中有这样的说明：鄙人对于新闻之学，愧未深造。本书内容要点，前年曾在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中演讲一部分，后又在平民大学演讲若干节，系参考欧美、日本学者之专门著述，及自身十余年来实际经历所得，以极浅显之理论，供有志青年之研究。[5]

在西学东渐风潮的推动下，中国学人的新闻学著作和论文发表日趋繁多。《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我国第一部新闻学书籍问世到1949年9月，全国印行的新闻学书籍共468种，这其中除很少一部分是1903年至1919年出版之外，大部分系1920年以后问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主编称，该书目主要根据北京图书馆（现今国家图书馆）藏书编纂，此外利用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藏书，没有广泛收集散落于各地图书馆及有关高校新闻专业资料室藏书，故称该书目为“不完全统计”。

根据该书目，笔者将其分类如下：

（1）新闻学概论：研究理论新闻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其中专著52种，论文集及资料汇编35种。

（2）新闻事业：记载与评析新闻事业一般状况3种，新闻政策6种，新闻事业经营与管理5种，新闻法与新闻自由8种，报刊与通讯社等19种。

（3）新闻记者与通讯员：13种。

（4）新闻业务：采访7种，写作14种，新闻摄影1种，新闻编辑12种，新闻评论6种，新闻资料工作2种，新闻作品研究47种，广告学14种，报刊发行与读报28种。

（5）世界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21种。

（6）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129种。

（7）参考工具书：25种。

上面长长一列书目说明，在20世纪20—40年代是中国新闻学研究的高潮时期。这些著作中，既有新闻学者的潜心之作，也有相当多的官方文件，少量还是日伪当局的文件和日伪时代的作品。对其中大量研究性著作分析的结果以及从20年代兴起的中国新闻教育的回顾，都可以说明美英及日本等国的新闻思想，对当时中国新闻学界的广泛影响。这些作品中，传达和研究欧美国家主要新闻观点的有：

（1）报纸起源于人的“新闻欲”。

（2）报纸的性质是公共性与赢利性。

（3）新闻定义和新闻价值，多数认为新闻乃是多数人所注意之最近之事实也；新闻价值则是多数人判认新闻事业或新闻作品所含有的价值。

（4）新闻自由、新闻法制与新闻伦理，关于新闻自由的研究不多，研究新闻法制和新闻政策的多些，研究西方新闻伦理者更少。

（5）新闻学是一门科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新闻学研究的成果及有关新闻观念的讨论不多。中国新闻学研究的又一个高潮，出现在1978年至2018年改革开放40年间。这个阶段新闻学研究的基本概况是：

（1）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对中国新闻改革有极大的推动。真理标准大讨论，新闻人参与者不少，文章为中国新闻改革提供了思想来源和政策依据。当时的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所作的《关于新时期的新闻工作》的报告，重新阐述了党的新闻工作的性质、新闻事业在新时期的任务。他强调指出，从党的根本性质说，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

（2）新的科技革命对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有力支持。现代印刷技术催化平面媒体发展，现代科技的应用促进广播电视的繁荣，数字技术的推广扶持新闻事业的跨越式腾飞，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为改革开放40年最后10年（2008—2018）中国新闻媒体的融合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为新闻科学的创新发展插上了翅膀。

（3）新时期中国新闻教育事业突飞猛进。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基本国策，首先为教育特别是新闻教育“解冻”，推动新闻教育的普及和调整，中国新闻教育的结构走向齐备，新闻教材引进与自创相结合，初步形成中国新闻教育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切实推进了新闻教育的繁荣，引进传播学学科，建立博士后培养制度，中国的新闻教育逐步加大走国际化发展道路的步伐。

（4）跨文化传播和中外新闻学术交流得到加强。中外新闻学术活动日趋活跃，跨文化传播研究不断深入，海内外合作研究得到支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中国特色新闻学话语构建不断得到政策支持，财力、人力、物力的投入得到加强。

有以上四个方面的政策保障、科技扶持、财力物力投入，以及新闻改革实践对新闻学研究的呼唤，中国新闻学在这40年间有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这40年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和繁荣，是中国新闻学百年研究最好的历史时期，是我国人才辈出、学术百花齐放、新闻学成果累累的最喜人的历史时期。这里，主要就传播学的引入和发展，总结中外学术交流所结成的一个硕果。

我国最早涉及传播学概念的文章是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主编的《新闻学译丛》上面的一篇文章，该文将Commumication译成“群众思想交通”，这是我国最早接触“传播”一词。“大众传播”一词进入我国已经是20世纪70年代了。我国关于传播的研究性文章直到1978年才出现。这一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郑北渭教授在该系内部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第1期上发表了两篇关于公共传播的文章，引起新闻学界的兴趣。接着，该系开始开设传播学讲座和请国外传播学者举行有关传播学的讲座。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主办的《国际新闻界》在1979年和1980年分3期刊登该系张隆栋教授编译的《公共通讯的过程、制度和效果》一文。这是西方传播学在中国高校初步得到译介的情况。

1982年5月，美国著名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到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作介绍美国传播学4位奠基人的学术报告，《国际新闻界》从6月份起刊出“大众传播学专辑”。1982年11月23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了第一次全国传播学讨论会。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这门源于美国的新兴学科正式进入我国学界视野。对于传播学从引进到真正全面、深入的了解与研究，是从这次会议召开以后开始的。因此，1982年施拉姆的报告和全国研讨会的召开，被视为传播学进入中国的破冰之旅。施拉姆的中国之行是由他的中国弟子余也鲁教授陪同，笔者多次同余教授联系想当面向他请教访谈，可惜教务在身无法成行。不得已只能请笔者的两位弟子在香港拜访余教授，余晚年在香港经营一家书店，他抽出宝贵的时间向访者回忆了陪导师访问北京的经过。由于我的这两位弟子工作抓得紧，赶在余教授逝世前发表了这次访问记，为他和导师的破冰之旅留下了宝贵的文字。

自1982年传播学正式进入中国以来，传播学研究大致经历了传播学译介、普及、实证研究、交叉学科齐头并进等几个重要阶段，取得一定数量的代表性成果。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提出“传播学本土化”的学科建设新方向，同时发生过激烈的争论。有研究者提出，传播学研究中国化的目的，就是通过研究中国的传播历史和现状，为传播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使传播学不至于只是“西方传播学”。还有学者直接冠之以“中国传播学”的称谓。他在论文中提出，中国传播学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具有“专利权”的传播学，如同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一样。

为了使传播学在中国的引进和拓展坚持正确的学术方向，1982年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上提出“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这个方针对于传播学在中国的健康发展，应对来自右的和“左”的思潮影响，发挥过重要作用。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不到40年，今天已成为中国新闻学的重要学科，有时新闻学与传播学并称为新闻传播学。截至2017年12月，全国681所大学开设有新闻传播学本科专业点1244个，其中：新闻学326个，广播电视学234个，广告学378个，传播学71个，编辑出版82个，网络与新媒体140个，数字出版13个。

一百年来，中国的新闻学一路走来，已经成为有相当体量的重要学科。

三、学术自由，科技助力：新闻学拓展的两大支柱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5月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将新闻学列为同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等一样的“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要求“加快完善”“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

回望中国新闻学发展的百年进程，可以清晰地发现，对于中国新闻学这样的以人与社会同为研究对象的人文色彩极重的社会科学的学科，其兴起、繁荣、创新，必须具有两个“支柱”，一为充分的学术自由，二为雄厚的科技力量的支撑。

马克思早在170多年以前就指出，新闻传播是有规律可循的。他说，要使报刊完成自己的使命，首先必须不从外部为它规定任何使命，必须承认它具有连植物都具有的那种通常为人们所承认的东西，即承认它具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些规律是它所不应该而且都不可能任意摆脱的。[6]作为反映报刊和指导报刊活动的新闻学，实质上就是研究报刊活动的规律，既然报刊乃至所有媒体的运作都必须以完全自由为前提条件，那么研究新闻学的必要前提就是学术的充分自由。百年中国新闻学研究的路程，就是一条争取学术自由─限制学术自由─再争取学术自由的斗争路程。

蔡元培首创中国新闻学研究，在北京大学开办新闻学研究会，正是那一历史阶段具有学术自由的条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中国报业，是以革命派战胜维新派，民国报业勃兴革命舆论大增为特色的。这一阶段历经了两次办报高潮，维新变法运动期间是第一次高潮，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达120种之多，其中80%是国人创办的。辛亥革命期间是第二次高潮，从1905年到1911年，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出版的报刊在200种以上。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民国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享有言论、著作、刊行之自由。

中国国民党自1927年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即着手营建自己的新闻事业，同时加强对全国新闻传媒的控制，出台了一批新闻政策与法规，从1929年到1944年，这种法规与政策竟然达30余件。在这些法规政策的掌控下，国民党实施了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新闻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出版困难重重。

作为国民党新闻统制的对立面，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如张友渔、邹韬奋、范长江等领导或参与的人民新闻事业与进步新闻事业。他们在同国民党当局的斗争中利用当时不多的学术自由，撰写出版了一批优秀的新闻学著作，提倡“大众喉舌”新闻观和人民新闻观。在这之前，党和人民的新闻学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新闻观。在延安时期，党的新闻学者利用党领导下的充分的学术自由，出版了一批新闻学著作，毛泽东新闻思想也在延安宣告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自由随着政治运动的起伏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及以前的共27年的沉寂时期和改革开放40年的勃兴时期。前27年间，由于新闻学属于党性与实践性都很强的特殊学科，新闻学能以学术著作出版者极少，笔者1963年至1968年在复旦大学读书期间，没有读到一本铅印的真正的新闻学教材。不仅如此，复旦大学新闻系著名学者王中教授因学术观点不同，被打成右派。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著名学者甘惜分教授也因学术主张不同于当时的“主流观点”，而遭到围攻与批斗。新闻学术研究真正的春天是从1978年开始的。这40年间，每年出版的学术著作与教材均在百部以上，全国和各省、各高校召开的新闻学术会议在数十、上百次。2018年以来，仅学习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著作已达5部。2018年暑期许多高校的新闻专业，都在举行或即将举行以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为主题的讨论会和培训班。新闻学研究对于充分的学术自由就像人对空气和水的需求一样不可缺少。

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成果，对于新闻学术研究的繁荣是又一个推动力。前已提及，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20年间，中国出现过两次办报高潮，除了新闻自由、学术自由等有所保障之外，科学技术的支持也是必要条件。民族资本主义产业在这20年间有了快速发展，为现代报业的生产流通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也为媒介对广告的吸纳、报纸发行的便捷、报业资本的征集提供了许多资源与便利。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在延安的发展，同根据地能够提供给《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等较富足的物质条件和技术保障也是分不开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新闻业全面发展，固然同党的领导和政策开放有关，也同这些年来互联网技术普及发展紧密相联。互联网技术对中国媒体的发展前文已有提及，互联网技术对新闻学教学与科研的支持这里也简要作论述。用PPT上课，学生在“群”里提问题求答案，教师利用“百度”等寻找科研资料，已经成为今日高校新闻院系学习工作的日常情景。利用互联网技术参加国际会议，在线上发言与咨询，利用网络远程教学和进行人事考核，在今天的高校已不是一件难事。新的科学技术为新闻学的新发展增添了无穷的动力。

中国新闻学研究的百年回望，可以有许多观察的窗口，可以有更多评论的视角。笔者深知，本文仅从理论自觉、西学东渐、学术自由与科技支持三个方面进行回望和评论，难免挂一漏万。但总结中国新闻学百年建设必须是由新闻学人共同承担的大事，每人选若干小角度也不失为一种取向。于是，便有了上面这篇文章，并作为向中国新闻学研究百年献上的一束鲜花。

参考文献：

[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98-100.

[2]徐宝璜.新闻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1.

[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M]//甘情分.甘惜分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47.

[4]李瞻.世界新闻史[M].台北：“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1966：948.

[5]邵飘萍.实际应用新闻学[M]//松本君平，休曼.新闻文存.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7：38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7.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志德书院院长）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