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有位政协委员拿出一份公务员涨工资的提案，经媒体报道，招致2万多网友的批评，引发铺天盖地的网骂，有人发出这样的狠话：“昆明的暴徒，应该先把他砍了！”据报道，这份提案却受到“所有公务员的追捧”。［1］现时代，这种舆论对峙和话语暴力极为普遍。消除社会舆论对立，推动公众舆论的融合，不仅是大众传媒的使命，也是政府官员以及每个公民应有的舆论意识。

一、舆论对峙中的反理性冲动

美国学者格拉瑟和萨蒙说：“也许听起来有点刺耳，像舆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舆论不可能是可靠的判断和推理。”［2］这个结论言过其实。公众舆论中有公正、合理的判断，也有荒谬的断言。同时存在的若干种公众舆论，正确与错误总是相伴而生，呈现不同的意见集合。施密特、谢利、巴迪斯在《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中认为，“公众舆论不只有一种，在一个有2.8亿人的国家中（指美国——本文作者），关于某个问题可能有无数的不同意见。公众舆论是成年人口中某部分人所认同的各种态度或信念的集合。”［3］多种信念集合既有观点相近的舆论，也有态度截然对立的看法，两极舆论时有反理性的冲动。

公众舆论及其冲突的出现，标志着大众对社会问题的分歧和信念对立，是社会层级结构的反映。《美国政府与当前政治》一书认为，“公众舆论告诉人们，公众在某个问题上的分歧程度以及达成妥协是否可能。如果很大一部分人表达同样的观点，就是‘存在着一致’。舆论可分为‘一致的舆论’‘分裂的舆论’和‘无倾向的舆论’三种。”［3］“一致的舆论”是民意，“分裂的舆论”是公众舆论，即若干占25%～60%以下的众意；“无倾向的舆论”是持有不置可否态度的人群。辨别公众舆论不仅看其量度，由数据确定它的规模，某种职业、团体、阶层（阶级）或某个年龄段的人的共同态度，都是构成公众舆论的重要因素。

错误的公众舆论依据某些现象进行想象推理，提出片面、武断的判断，甚至推崇话语暴力。有些公务员工作拖沓、不作为，对民众诉求冷漠无情，少数官员一度“四风”盛行、劣迹斑斑。对这类公务员的惰政和腐败的推演和想象，难免将一切公务员污名化，夸大、扭曲了社会图景。正如李普曼所说：“对公众舆论进行分析的起点，应当是认识活动的舞台、舞台上的形象和人对那个形象所做的反应，构成了一种三角关系。”即“行动的情景，人对那种情景的想象，以及对行动的情景中产生想象的反应”。［4］公众舆论一旦包含想象的成分，就会放大议论的对象，忽视甚至抵制理性思维。反对提高公务员工资，正是某些公务员形象不佳导致的结果，但并非所有公务员都有劣迹。理性的公众舆论尊重事实，重视推理分析，冷静张扬自己的意见。大多数中西部和基层公务员的工资甚低，是不容否定的事实。社会各行各业的工资有高有低，要和能力、付出和贡献成正比。媒体简单地传播赞成或反对给公务员涨工资，都没有揭示舆论的理性，张扬话语暴力有违职业操守。

二、回归公众舆论的理性

在西方，公众舆论历来以诉诸真理为己任，如果出现错误只是误传或不知情的结果，决不会恶意挑唆和辱骂。公众舆论的主体是公众，公众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巨大进步，开辟了表达意见的场所，打开了民主的天窗。思想启蒙时代从“公众”中引申出的含义就是“理性公民的主体”。随着社会的变迁，公众意见成为大众意愿的集体发声，最有力的表达场所就是新闻媒体。今天我们的网络，远远超过传统媒体的舆论空间，但许多声音外表浮华，缺乏内在、缜密的思考，群骂、攻击、侮辱此起彼伏，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它都违背了公众舆论的本性。

早在中世纪，阿奎因、马尔密斯布里以及稍后的马基雅维里等思想家就开始强调“公众舆论”的肃穆与求索，“公众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也在这一时期流行起来。到17、18世纪，公众舆论的影响越发强大，帕斯卡尔、伏尔泰、霍布斯、洛克、休谟甚至莎士比亚和台姆坡等人的著作都强调公众舆论的理性，要求政府对其尊重。当时的法国总理奈克尔指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只有傻子、纯理论家、道德哲学学徒才不懂得在他们的政治事业中重视舆论”。［5］贝克对18世纪晚期的法国作出了这样的评述：“比起某种发散的社会学的指示物，‘公众意见’更像是一种政治或意识形态的建构物。”［6］

公众舆论在欧洲长期的发展中，同样要经过社会讨论才能形成，而不是一哄而起的即兴表达。它出现的前提是：1.公众和公民的出现；2.公民有权表达自身的想法；3.公众广泛参与相关问题的讨论；4.得到大众媒体的支持和广泛传播；5.人们富有舆论道德，在讨论中主动放弃不当意见而去认同正确意见。为此，泰勒写道：“公众意见，如我们先前所想的，不是个人意见的集合，尽管其中一些内容是我们本能认同的。它是经过争论和讨论之后得出的意见，并且被我们接受为某种常识。”［7］在欧美学者看来，公众多是“有能力影响政府行为的人群”，“因他们的作用而使政府改变行为”，或者是“效忠国家者”和“乐于关注新闻和消息的人”。［8］这样的公众及公众舆论是社会文明的标志，这样的舆论才有矫正政府决策的作用，大放厥词或网骂是起不到这种效果的。

西方舆论调查表明，从组织化团体的角度看，松散的公众与政治层级的公众常常重叠，构成社会分层的话语背景。在公众之间除了利益纠葛，还有风俗和刻板印象。任何人想了解公众意见，必须先了解它的社会层级、利益所在和刻板印象。无论是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公众、主要的和次要的公众，还是强大和无力的、贤明和愚蠢的公众，一旦他们的话语践踏了理性，就会遭到大众的鄙视，被公众舆论排斥在外，更不会得到喝彩。以严谨的舆论调查确定公众舆论的类别和想法，按照理性曲线探索人们的严肃思考，能够找到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在消费市场中，公众舆论调查的应用更为广泛，从企业、商家、大众传媒到政府的经济部门，都通过舆论调查获取有价值的见解。遇事不加思考和认真分析，快意于一阵痛骂，不可能为社会提供任何有价值的意见。

三、舆论调查的理性手段

舆论调查作为认识公众意见的途径，能揭示舆论的种类（赞成、反对、肯定、否定等）、数量和诉求，为研究社会思潮、意见纠纷和商品市场的前景寻求可靠的数据。舆论调查和民意调查通常被视为同一回事，但严格来说，舆论调查是为了获取不同众意的指数，了解所有公众舆论的变量，而民意调查则专指确认政治事务的民心支持率（是否达60%以上）。在使用舆论调查和民意调查这两个概念时，许多人根本没有想到二者的区别，甚至不认为它们有什么差异。但二者使用的态度概念是相同的，提出调查命题的方式也大体一致。

态度概念和态度命题是再现各种公众舆论的理性手段，索取人们对调查内容的严肃思考，把网骂、荒诞不经之类的话语暴力排除在外。任何粗暴语言，都不符合舆论道德规范，也无法对社会现象做出深刻、明智的说明，充其量它只能反映一部分人的真实情绪，有某种警醒的意义。但由于它远离深刻的理性，不能让人们对舆论指向有正确的理解。

态度概念作为可测度的词汇，诸如同意、反对、赞成、希望、满意、不满意等，能在命题中显示意见的基本倾向。比如，在“你是否赞成公务员提高工资”这个总命题下，可拟出一系列分题：“大多数公务员兢兢业业、踏踏实实工作”“当前我国基层或级别较低的公务员收入很低（正科级4000元 副科级3500元 科员3000元 办事员2000元）”“部分公务员不能勤政为民、有灰色收入，不应提高他们的工资”“尽快提高廉洁奉公、务实清廉、工作成效明显、取信于民的公务员工资”……。在这类命题下可列出“完全同意、基本同意、不同意、坚决反对、不置可否”五级概念，由民众自主选择表达。这类方向性态度命题只要符合实际，就能测出民众正反意见的人数。

建设性态度命题引导民众对解决社会问题表达主张，提出建议，是制定公共政策、破解社会难题的手段。例如，在“公务员涨工资的前提”这个总命题下，可列出选项：1.消除官员腐败、严禁灰色收入、勤政廉洁；2.清理公务员队伍，辞退不合格者；3.精简机构，裁减冗员，建立精干的公务员队伍；4.一切公务员要通过公平考试录用；5.公务员收入要见诸阳光，高级公务员要定期公布财产；6.你认为还应有何种前提……被调查者在“同意项”或“反对项”打钩，能统计出舆论指向的量度。当公众意见严重分歧时，他们按照概念表示各自的见解，就可能显示出不同公众舆论的强弱，确定调查结果。

在特定的调查题目下，调查命题的设计者不可能，也无须囊括所有观察的角度去说明社会问题，只要列出一套最能说明问题的简明句子，准确表达人们的认识，就能获得特定的意见指标。常用的舆论指标有以下几种：1.同意度指标，表明赞同或反对的级差；2.满意度指标，指人们对所测问题的满意程度；3.期望值指标，即人们的愿望和对未来的向往；4.评价度指标，人们对某一事物或人物的好坏、优劣作出评判，例如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很差；5.价值指标，由价值判断表达对事物的看法，例如极好、较好、利益极大、利益较大、有一定利益、利益较小、没有利益、有害，等等。

在舆论调查中，对公众态度概念和命题的陈述，不仅要符合实际、用语贴切，而且还要使被调查的民众容易理解。这种科学严谨的理性调查手段，不仅能培养人们的理性思考，而且可防止话语暴力进入公众舆论的护栏。

四、舆论声势与舆论调查的误差

在媒体上，常常看到这样的调查论断：“形成舆论强度”“造成舆论声势……”“强势意见正在转化为民意”。什么是“舆论强度”，什么又是“舆论声势”？“舆论强度”与“舆论声势”之间存在何种关系？在舆论调查中如何发现和确定误差？这是舆论调查设计和撰写调查报告的关键问题。

如果对某一社会问题形成民意，无疑它是强度最大的公众舆论。当对某个问题的民意还没有形成时，数量最大的公众意见就可能是强势舆论，显露出高昂的舆论声势。舆论强度不仅包含表达意见的公众数量巨大，而且态度坚决、呼声强烈，是由“坚决同意或坚决反对、坚决赞成或极不赞成、非常满意或很不满意”之类的态度概念表达的。少数人即使态度坚定、执拗，其影响力依然微弱，不可能形成舆论声势。

舆论声势有三种规模：1.局部规模，某种意见仅在一个地区（某个县区或城市）高涨；2.膨胀性规模，舆论主体达到成年人口40%～50%的比例，在多个城市或地区出现；3.全局性规模，某种意见已接近60%的人赞成，并在全市、全省甚至全国流传，很快能发展为民意。大众传媒上常说的“大家认为”“群众一致呼吁”“社会反响强烈”，都属于这类声势的舆论。舆论调查捕捉、确定不同规模的众意，常常出现误差，甚至把少数人竭力喧嚣的意见误认为规模较大的众意。这类“多少颠倒”的现象，也是舆论非理性的表现，往往被大众传媒所追捧。

互联网是制造舆论声势与舆论强度最好的媒体，几千、几万人的帖子和微博发出相同的呼吁，在大众看来，似乎是全民的意见，实际对全国整个人口而言，不过是微乎其微的少数派。舆论调查或民意测验把握舆论声势的真实“个头”，借助抽样数据进行概率分析，才能准确把握它的社会影响。忽视舆论调查的科学抽样，必然放大可能出现的误差，对舆论强度与声势的评价难免偷梁换柱，把少数人的意见误认为是大众的意见。

所有舆论抽样都有误差，舆论调查机构有时利用误差制造虚假的舆论声势，媒体若忽略这类误差就会被舆论阴谋所利用。西方严肃的报纸有关民调的报道，“通常会加上一个小边样，提醒读者注意调查误差，并解释其含义。电子媒体也常在稿子里提到正负几个百分点的抽样误差。然而，媒体在承认调查结果必然带有某种不精确时，通常只用一两条注解来处理，不如报道调查内容那样显眼”。［9］这类舆论调查报道，同样让人们忽视舆论调查的误差，甚至中了少数人极端意见的圈套。在通常情况下，样本数量足够、类型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调查命题客观准确易懂，才能把误差降到最低限度。

美国民意协会前任主席及全国民调评议会评议员巴德·罗普曾在十多年前警告说：“在新闻稿中只提到抽样误差这一种，会让人以为除了抽样误差外，所有调查结果都是正确无误的。这当然是不对的，也不是你该让人们产生的印象。许多民调报道现在都在稿子里指出，抽样误差只是整个调查过程中多重误差之一，其实，每一项舆论调查都受制于若干实际执行上的困难。”［10］某些人拒访而造成的误差，对舆论调查的失真具有关键作用；态度命题从哪个角度向回答者发问，可能有误导作用。罗普还强调：“许多人会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发表意见，在民主社会中，他们有权这么做，这些意见也可能对政治运作过程造成重要影响。然而，在报道舆论调查结果时，如果发现调查主题并非大家熟悉的事情，就要特别小心了。”［10］那些发出语言暴力的人，对谈论的事情究竟知道多少、知道的是否全面，这不仅对舆论调查及其报道，而且对他们本人都是一面镜子。

参考文献：

［1］何香久.别让公务员为少数腐败者买单［N］.新京报，2004-03-05.

［2］Theodore Lewis Glasser，Charles T.Salmon，Public Opin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of Consent，Guilford Press，1995：p37.

［3］Steffen W.Scmidt，Mark C.Shelley，Barbara A.Bardes.American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Today，Wadsworth，2004：p198.

［4］Lippmann，W.Public Opinion，Greenbook Publications，LLC，2010/1922：p15.

［5］Harwood L.Childs，Public opinion：Nature，formation and role，D.Van Nostand Company，Inc，1965：p26-27.

［6］Baker，K.M.，Inventing the French Revolution：Essays on French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72.

［7］Taylor，C.Modes of civil society.Public Culture 3(1)1990：109.

［8］Bryce，J.& Bryce，V.Modern Democracies，Kessinger Publishing，/The Maomillan Company，2004/1921：p31-40.

［9］Lavrakas，Paul J.，Holley，J.K.，Polling and Presidential Election Coverage.，Newbury Park，Sage，1991：p189.

［10］Gawlser，S.R.，Witt，G，E.A Journalist's Guide to Public Opinion Polls，Greenwood Publishing Group，Inc，1994：p135.

（作者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