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蕴藏着无限循环的内部几何结构，呈现出有序与无序的统一，而随机性和确定性也是其内在特征。混沌的确定性，是指它的产生是由其内在因素所导致，而非外界的随机干扰；随机性，是指混沌行为的不规则与不可预测性。而突发事件的发生也是由其事物内在确定的本质和外在不可预测的因素共同作用，事件整体呈现的随机性、不可预测性和突发性也与混沌理论的内核有着很强的内在契合性。

在社会热点事件发生后，公众拥有的信息往往与事件本身的信息量存在较大的鸿沟，而此时信息饥渴和焦虑便开始产生，这种对未知的不确定性给公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不安，而有时一部分信息的流出并没有从根本上填补这种信息沟，反而激发了公众从既有信息出发去了解、接触和掌握更多信息的需求。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其论文《人类激励理论》中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6]安全需求是仅次于生理需求被优先满足的人类需求，满足安全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便是通过获取信息消除一切不确定性。可见，在突发事件发生后，人本质上的安全需求激发了人的传播欲望，推动信息的传播从不同层面上得以扩散和完善。而在实践中，突发事件如果得到积极回应，信息得到全面公开，事情得到妥善处理，公众的安全需求得到满足，事件往往逐渐“消音”，而越是在事件处理中遮遮掩掩，反而会进一步引发公众的心理不安，获取信息的需求会不断膨胀，进而造成“扩音”。

综上所述，“扩音”是事件主导、社会安全感需要、社会矛盾积淀综合作用的结果。当一个事件满足了这几个条件之后，发生“扩音”的可能就会增加。这是“扩音”发生的事件性前提。但是能不能发生“扩音”，还要考虑传播平台的因素，能不能提供合适的“扩音器”。

二、“立场”与“场域”：基于传播平台视角的思考

布尔迪厄是法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思想大师，他在《实践的逻辑》一书中提出了“场域”这一概念，把在每一种地位间所拥有的关系看作客观的一个大网，或者说是一种结构框架，这就是“场域”。“场域”的概念为舆论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并衍生出“舆论场”等概念。如清华大学刘建明教授提出的“舆论场，正是指包括若干相互刺激的因素，使许多人形成共同意见的时空环境”[7]。

社会分化直接导致了场域的多样化，国内的舆论场也被分化，不同舆论场域的信息流动模式、效果产生及受众群体也都打上了场域自身利益属性的烙印。其中最早对舆论场进行划分并明确提出“两个舆论场”概念的是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两个并不完全重合的‘舆论场’：一个是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媒体舆论场’；一个是人民群众议论纷纷的‘口头舆论场’。”[8]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也有学者将社会舆论场分为三元结构：“一是政府舆论场，即体现党和政府意志的舆论场；二是媒体舆论场，这个舆论场为媒体的新闻实践所构成，在这个舆论场中，媒体既反映党和政府的路线方针政策，又表达民情民意；三是民众舆论场，它通常是民众从自身利益、情感和意愿出发而形成的舆论场。”[9]从舆论自身来讲，张涛甫认为中国舆论场由四部分构成，即民间舆论场、传统媒体舆论场、网络舆论场和境外舆论场。[10]

尽管划分方式不同，但一个基本认知是，不同舆论场之间存在着冲突、互动、渗透和合作的势能。在社会实践中，一个场域在社会场域和权利场域中获取的自主性越大，这个场域就更容易得到大众的支持和认可。

媒体技术的发展不仅极大地扩张了民间舆论场，平衡了它与官方舆论场话语平台的权利空间，同时，两大舆论场的冲突和交融为社会性事件“扩音”也提供了条件，增大了可能。

民间舆论场的优势除了主体数量，还在于平台——多样化、超大数量的“发声器”相互激荡，以“积少成多”“积弱成强”的态势对官方舆论场发起挑战，并成为众多社会热点事件的信源地和策源地。官方舆论场由此变得被动，在重大事件中常常沦为“回应者”角色，其不当回应会被关注，两大舆论场的对立、冲突将会再次引爆舆论。在两者的博弈中，事件信息和舆情走向“扩音”。

布尔迪厄认为一个“场域”的结构可以被看作一个不同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位置是根据它们在争夺各种权力或资本的分配中所处的地位决定的。[11]这样看来，统一社会空间中不同舆论场的冲突对立是由其背后的资本、权利和文化决定的。因此，在同一热点事件中，不同舆论场所关注的焦点问题可能会有所不同，甚至会出现完全对立、冲突的情况。姜艺萍在其硕士论文中提到“影响不同舆论场态势的因素有很多。在网络时代，媒体及公众的注意力成为最宝贵的资源，推动态势的重要力量便是围观而来的注意力。就议题本身而言，不同的议题也会影响两个舆论场的态势”[12]。由此可见，在社会热点事件中，影响舆论走势的重要因素是媒体报道的方式、立场、态度及其背后议题本身的利益诉求、价值归属。社会热点事件的舆情走势并不是“为谁说话”这样简简单单的小话题，其背后是立场冲突、利益纠葛的宏大结构。这样的小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处理，“小事放大、大事拖炸”的严重后果就在所难免。

基于对象和平台两个视角的梳理分析发现，热点事件的“扩音”背后有其内在规律。事件本身的积累属性是前提和本质，网络平台提供的便利是衍生和工具，两者联袂，才可以“扩音”。

三、“兴趣”与“围观”：基于过程及其发生逻辑视角的探究

理论上讲，社会性突发事件要产生“扩音效应”，需要同时满足几个条件：（1）事件议题首先能出现在媒体上，出现在公众视野之中；（2）这一议题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兴趣；（3）公众兴趣能够转化为新一轮的媒体传播兴趣。由此，社会性突发事件的议题才能进入“扩音”轨道，扩大传播范围，拓展传播议题，延续传播时间，形成事件传播在空间、时间和问题本身的延展。换言之，“扩音”的产生需要突发事件自身的信息张力，公众对突发事件信息的关注兴趣和实际关注行为发生，并客观上产生了扩大化传播效果。

三个构成条件分别代表了“扩音效应”产生的三个分析维度：突发事件信息传播的逻辑，公众参与传播的逻辑，媒体传播框架构成的逻辑。本文据此展开过程和要素分析，以期发现“扩音”产生的内在逻辑关联。

（一）探究真相：社会性突发事件的信息传播逻辑

社会性突发事件具有自身的信息特点，这一特点可以简单总结为探究真相基础上的信息扩张性和强烈的评价色彩。这一信息特征的内在特征是探究真相和原因，外在体现往往是信息带来的冲击力和情绪激化效果。譬如，以第一个媒体公开报道的群体性事件——“瓮安事件”为代表的各种群体性事件带给人们的困惑，以邓玉娇案为代表的各种维权型事件带给人们道德和情感上的痛苦，以周永康案、薄熙来案为代表的监督型事件带给人们的震撼，以有毒食品、暴恐事件为代表的各种公共卫生事件、公共安全事件带给人们的不安。这些情绪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伴随着情感上的愤怒，及由此而来的基于问责等诉求的公众扩大传播的欲望。

首先，突发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但公众关注的重点始终在于危机发生后对“真相”和“现场”的不断探究，危机信息因此具有扩张性。

国外研究对突发事件的阶段划分有“六阶段”说、“四阶段”说、“三阶段”说等众多流派。如1976年特纳依据灾害的影响和后果对灾难的发展进行的“六阶段”模型描述，他将灾害的演化过程分为理论上事件的开始点、孵化期、急促期、爆发期、救援期、社会调整期等六个阶段；[13]此外还有1986年斯蒂文·芬克提出的“四阶段”模型，将危机的发展分为危机爆发阶段、危机急性阶段、危机延缓阶段和危机的解决阶段。[14]其他还有三阶段说、五阶段说等。国内的学者受四阶段说影响较多，譬如柯惠新、郭倩倩等人的研究就把突发事件的演化周期分为潜伏期、爆发期、蔓延期和恢复期四个阶段，并据此展开研究。

尽管“不同类型的突发事件的演化周期长短不一，表现和特点也各不相同，研究突发事件的舆论变化应分类别分阶段进行”[15]，但一个基本共识是突发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突发性、紧急性等特征带来了信息采集和传输困难，使信息具有了高度的不确定性，因此人们有了探究“真相”和“现场”的欲望；同时其发生发展的蔓延性和影响的广泛性也使它成为持续议题。这就使突发事件的信息具有了无穷的张力和吸引力，客观上也激发了公众广泛的求知兴趣，为突发事件“扩音效应”的产生提供了信息前提。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一书中说：“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公共舆论又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不值一顾的是它的具体意识和具体表达，值得重视的是在那具体表达中只是隐隐约约地映现着的本质基础。”而要探究社会性突发事件芜杂舆论表象之下隐藏的“本质基础”，就需要了解公共舆论产生及发展的过程，从事件流变各阶段所展示出的现象去触摸深层的社会神经和社会心理。

（二）维护公义：突发事件中公众参与的情感逻辑

人是突发事件中发布、交换、解读、传播信息的主体，也是各种行为的发出者，人的参与逻辑是这个事件得以进展的关键。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公众媒介素养水平的提高，公众参与社会事件讨论的门槛降低，而突发事件的社会影响力大、有一定的破坏力，更容易受到公众的注意。每天发生的社会突发事件浩如烟海，只有极个别突发事件被受众注意，并产生了“扩音效果”，这背后驱动公众心理的是什么呢？

基于对事件的认知程度和参与程度的不同，有学者将参与突发事件的公众群体分为活跃群体、被激发群体、关注群体、非活跃群体。[16]活跃群体通常对事件有较好的认知能力，参与度高，能比较准确地发现问题、做出判断，擅长表达和吸引关注，如华南虎事件中的网友“色影无忌”、邓玉娇事件中的“屠户”、“王帅案”中的王帅本人。被激发群体通常是在某些因素激发下才开始展开对事件的搜索。在一般的社会性突发事件中，活跃群体在事件发展过程中引导着公众关注点的走向，被激发群体往往个体立场游移、表达感性且情绪化、易于被鼓动，但被激发群体在突发事件中占绝大多数，网络传播中“反沉默螺旋”①的存在使“多数”力量占据了话语空间的优势地位，他们的参与是事件走向“扩音”的关键因素。

这些被激发群体中的公众参与突发事件的传播要经历这样的心理驱动过程：兴趣—参与欲望和热情—参与传播—转化为实际行动。

要让公众对突发事件产生参与兴趣，需要具备几个要素：话题或事件的吸引力，话题本身的接近性、易带入性，话题触及敏感问题、具有可参与性等。与之相应的心理学解析是切近、共鸣与移情等相伴的情感活动。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初始事件类型大多涉及司法公义、民生经济等社会问题，从侧面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的一种责任期待。[17]新华网《2015年第二季度热点舆情报告》显示，2015年第二季度，在七大热点舆情事件类别占比中，社会民生类、反腐倡廉类、社会公德类数量位居前三，占比分别为23.72%、18.91%和12.50%。社会民生类话题中，收入分配改革、延迟退休、社保缴费基数上调、高考公平、户籍改革、股市震荡和“网费贵、网速慢”等话题持续引发舆论关注。

实践表明，公共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三公部门”和与此相关的公职人员，最容易成为初始事件中的主角，经过各种媒介的传播，进而成为全社会的热点与焦点。[18]而如果突发事件恰恰能和公众产生共鸣与价值认同或价值错位，便能引起大部分公众的参与热情和欲望，公众出现有话要说、不吐不快的表达欲望，如邓玉娇事件中就有人发出感叹：“谁会是下一个邓玉娇。”公众强烈的情感带入使得该情绪在集群内部蔓延，燃起更多公众参与的欲望。

通过探索公众参与突发事件传播的心理驱动过程，我们发现在社会突发事件中存在着事件发展、情绪发展、舆论发展的三者互动。事件是本因，舆论是外部表现，内在最活跃的因素是情绪。典型的社会突发事件中的情绪因素为公众的参与行为提供了注解。总体来说，突发事件形成扩音，公众的情绪表达多为负面情绪，而负面情绪却能够引发更多的关注和情感共鸣，从而达到更好的传播效果。

（三）受众兴趣：媒体传播框架构成的职业逻辑

媒体在每天的新闻报道中，都面临着“报什么”“怎么报”等一系列选择，并形成了属于每个媒体自己的独特选题原则和传播框架。

（1）选题框架。传统媒体的新闻选题常常围绕着政治要求、受众需求、媒体属性和定位、新闻价值等几个要素在兼顾和平衡中展开选择，譬如《南方周末》独家报道为王、擅于发现新问题，高扬人文旗帜、关注普通人命运，注重宏观前瞻、洞见社会大趋势、引导社会舆论弘扬理性建设性的选题特点，[19]并试图形成自己的选题特色和竞争力。传统媒体的选题往往有一个明确的内部通行的原则，有目标明确的设计和策划。重大突发事件是传统媒体当然的选题热点。2014年4月8日，中国青年报社特别报道部就曾公开向社会征集新闻线索：“当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或有重大违纪违规问题需要举报，请告诉我们。”[20]相较于传统媒体，网络新媒体的选题获得则带有偶然性、随机性痕迹，但这并不代表它没有选择标准。以点击率、评论数、转发量和置顶、热帖自动生成为特征的一系列自动遴选机制，某种程度上讲就是“放大器”和“扩音机”，通过新闻遴选推动新闻“N次传播”的机制把网媒和传统媒体区别开来。这一选题过程，网民的自主权加大，议题设置“经历了从媒介议程设置到受众自我设置的转变”[21]。

有学者用下图表述这一转变并揭示其互动关系[22]（见图1、图2）：

无论是传统媒体的“选题策划”还是网络新媒体的“议程设置”，致力于“眼球争夺”是确定报道选题的共性特征，选题的主动权越来越多地掌握在受众手中，网民个人、网络社群的需求成为重要的选题依据和传播内容的必然构成。社会性突发事件尤其如此。

（2）时段框架。突发事件的发展是一个呈阶段式演化的循环过程，其不同阶段有其鲜明的阶段特征，媒体对事件不同阶段的报道也有不同的侧重。研究者对多例社会性突发事件传播过程不同阶段的持续周期、外在表现和特点进行了观察并做了相应的梳理，能够更清晰地辨明媒体在不同阶段的报道特点。

通过分析发现（见表1），突发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媒体扮演的角色不同，在事件发展的四个阶段中，自媒体、网络媒体和传统媒体依次在不同阶段分别起到了主导作用；同一媒体在不同阶段发挥了不同的功能，如网络媒体由最初的“报料平台”变成“情绪宣泄平台”再到最后成为敦促事件解决的“监督平台”；在整体传播上，呈现了交互传播的态势，媒体在公众兴趣导向下的“联动”，使事件信息挖掘被不断深化，传播范围被不断拓展。

（3）传播模式。在过去的传统媒体时代，突发事件的传播主要是“窗口模式”。所谓窗口模式，是指在公共突发事件发生后，与公众发生直接联系的政府部门对公众进行信息单向传播的模式。[23]这种单向传播模式显然不能满足公众对公共事件参与的需求，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新媒体平台为公众打开了缺口，“压力模式”开始出现。

“压力模式”的压力主要源自舆论。一旦某一事件引起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形成了网络围观和社会负面情绪，该事件就变成了“舆论事件”。在“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本能性不安里，舆论就成了意见的主导，公众成为传播的主导者。一旦民意不能得到彰显，舆论压力不能有效释放，公众的关注兴趣就会持续高涨，“扩音”构成其必要环节，“压力阀”就有了爆炸的危险。

综上，对社会性突发事件网络传播“扩音效应”的出现，可以有一个大体上的总结：社会性事件的“社会属性”构成其信息传播的敏感性、争议性、易“卷入”性等特点，并给了“积怨”爆发的机会；网络新媒体平台改变了信息传播的主体结构，也改变了舆论生态，“场域”分化与“立场”对抗成为常态，社会性突发事件话题的“投石”使这一平台极易产生激荡。这是社会性突发事件在网络上出现“扩音”的两个物质前提和前置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扩音”的现实产生需要探究真相—真相不得而知、追求公义—公义遭遇挑战、迎合兴趣—公众兴趣被激发等外部条件，对事件真相和公理的质疑构成公众传播和参与的兴趣驱动，公众的“围观”和高强度的关注兴趣构成媒体的报道驱动。积怨、立场、兴趣，构成了“扩音”产生的三个关键词和核心变量，推动事件传播从单一通道走向多元、立体和复杂。

对“扩音”机制的逻辑探究，为社会性突发事件的“消音”机制也许能提供另一个向度的思考。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媒体时代政策传播的路径和效能研究”，项目编号：13BXW026；郑州大学“新媒体公共传播”学科方向招标课题“环境议题的新媒体传播策略研究”，项目编号：XMTGGCBJSZ02）

注　释：

①“反沉默螺旋”现象的提出，见于姚珺《互联网中的反沉默螺旋现象》（《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尹瑞平《“范跑跑事件”中的“反沉默螺旋”解析》（《东南传播》，2008.10）等多人的研究成果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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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4年4月8日新浪新闻中心.http://news.sina.com.cn/o/2014-04-08/0450298833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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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