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聚合·分解：中国共产党早期宣传管理机构的形成与演变（1921—1925）
来源：
发布时间：2023-01-29
点击量：1608次
- 收藏
-
微信版
【摘要】自“一大”开始，中共初步形成教育事业与宣传事业并重的媒介传播框架。直至“三大”，党组织长期实施委员个体化管理的宣传模式。进入“三大”后，中共与青年团两组织的精英力量聚合为教育宣传委员会。但很快，党、团协同系统又趋向解绑。在中共一侧，教育宣传委员会分解为宣传部、出版部等意识形态管理机构。与此同时，组织部、工农部等部门在一定程度上分担了宣传部在教育宣传方面的职务。中共逐渐建构起自中央至地方、以宣传部为中心、多部门互相配合的宣传管理机制。
一、建构：中共宣传管理机构的初步形塑
（一）参照俄国共产党政治制度和组织形式
1912年1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成立俄国中央局。中央委员会与中央局的结构设置从此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基本模式。十月革命胜利后，伴随党组织扩大，俄共（布）开始设立管理宣传、组织等工作的办事机关。1920年维经斯基赴华工作期间，将这种机关模式引入中国革命。由其与陈独秀等人联合成立的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与组织部，同时建立书报转寄制度，将共产国际及苏俄建设情况等材料列入需求对象。通过书报流通，共产主义运动相关文献陆续进入中国。得益于此，1921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筹备建党时，充分借鉴了俄共（布）的发展经验。陈独秀曾委托沈雁冰翻译《国际通讯》中《俄国共产党党章》，以作为“一大”的政治参考。《俄国共产党党章》于1919年12月由俄共(布)八大通过，规定了由中央委员会建立领导党的各类机关、监督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组织管理全党事业等条款。受此影响，中共参照俄共（布）的组织形式，自创立始便采用民主集中制、央地多级框架、办报建党等政治设定。
（二）委员个体化宣传管理模式的形成
1921年七八月，中共“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以下简称《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以下简称《
上一篇：为推动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讲好真话
下一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报刊
添加表情
会员登陆
热门排行
查看更多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