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支付作为媒介实践所交会的三种意义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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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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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种层叠效应，移动支付既是社会建构也是技术实践融合的产物。它不仅表现在行业的变革，也为新的产业提供了基础设施，支付行为和媒介实践都因为彼此的参与而发生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当前的支付行为和媒介实践已经密不可分，甚至互为前提。通过考察作为媒介实践的移动支付所交会的三种意义，认为在技术实践过程中，人们不仅将自身的利益投射于技术的形塑，也同时建构起自身的形象或确认身份，同时对人们面对技术实践所处的复杂社会情境，以及多种利益产生的矛盾进行反思。
波斯曼在《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一书中，强调“隐形的技术”这一观念，他指出，“生活在技术垄断里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多半意识不到技术的起源和结果”。［1］在波斯曼的论述中，语言、数字、统计学以及其衍生出的民调、排序、评分等都被认为是技术，它们之所以能成为“隐形”的，是因为人们过于相信技术（technology）和技艺（technique），并且相信只有它们独立于人的存在时，才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由此人变成了“技艺动物”，而这正是波斯曼所要批判的现象。“这个观点很危险，因为谁也没有理由去反对用理性的方式去应用技艺，并以此实现个人的目的”。［2］
移动支付技术虽然功能多样，但作为一项媒介技术本身，它所具有的符号意义和工具意义被直接而充分地展现，因为无论什么人，都一定十分明确自己与技术接触的根本意图，而在表述技术时，也会习惯性地赋予它一定的引申含义或象征意义。不容忽视的还有一个层面，即在本体论意义上，比如技术作为一种存在方式、技术逻辑等，则类似于一条隐藏线索贯穿其中，隐而不现，但却在前两者的实现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商界精英往往借用技术的逻辑去说服自己和同行迎接新技术的未来，而使用者们会以信息时代的新观念来进行自我暗示，以表明自身行为的正确性。作为积极消费者的人们则无疑是经历了技术和资本带来的双重异化，例如“双十一”的凌晨人们拿着手机抢购，却因网络拥挤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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