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的历史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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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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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崛起的中国促成世界格局之变、互联网信息技术引发社会组织与结构之变共同构成了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两个面向。大变局深刻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生态，带来了新闻传播传统发展方式与运作逻辑的中断或终结，中国新闻传播业需要以开放的范式进行媒体大融合及社会角色转型。
中国新闻学研究诞生于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秋。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在东亚地区所主导的“诸藩入贡、华夷一统”的“天下”体系逐渐崩塌。走向黄昏的帝国一步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同时经历着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加入世界体系的双重阵痛。面对内忧外患、列强环伺的变局，从郑观应、梁启超、严复到徐宝璜、邵飘萍、戈公振等一批杰出报人为代表的中国先进民族知识分子秉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学传统与“书生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刀”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上下求索中华民族的自立自强之路，试图通过创办现代化报刊“去塞求通”[1]“通上下之情，通中外之故”[2]来唤醒彼时国人“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3]“一盘散沙”式[4]的精神面貌以求救亡图存之策。尽管此时相关的新闻学著作主要关注报刊采编实务，缺少理论范式与规范的研究方法，尚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5]但可以说，中国新闻事业与新闻学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学生时代即创办报刊，宣传革命精神。在革命实践中，毛泽东主席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闻理念与办报思想，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系统发展了党的新闻宣传思想及舆论工作方针，树立了赢取中国革命胜利既要靠“枪杆子”也要靠“笔杆子”的指导思想。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发表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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